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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的祖国
“超女”启示
策划/执行:上海市妇女学学会、本刊编辑部 | 摘自:上海妇女2005年11月刊

主持:李汉琳“超女“最值钱的不是策划,不是李宇春,而是那么多平凡的女生想说话顾晓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新的一代都上来了,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他们的很多创意,他们的方方面面,有很多我们已不能完全理解了,我们装得好像很理解他们,装得好像可以阐释他们,好像我们有机会,有资格去解释他们,其实一个老头子有什么资格去解释年轻女孩子所喜欢的东西。讲大道理(包括各种新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会扭曲了这些很富有情感的东西。

那么,我为什么还能阐释?因为我女儿在这个年龄的时候,那时歌迷会很盛行,她非常崇拜谭咏麟,把所有的积蓄都投了进去,甚至旷课。全家只有我铁杆支持她,我跟家里人说,我女儿肯定不会想去嫁给谭咏麟,但是一个女孩子能够在没有功利的条件下去喜欢一个人、一种艺术,那是非常难得的。如果她对生活没有什么热情,就会变得很功利。

这么多年观察下来,我发现许多女生,就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祝英台、杜丽娘那样有自己知性、情感和对艺术追求的一面,她们的情怀是很深很美妙的,早在《诗经》中,就有了充分的表达,民间的刘三姐、“五朵金花”都是这一点的真实而生活的写照。

超级女声的轰动,我要谈三个层次。

第一, 从商业模式的角度,超女是一个策划,做得非常微妙细致,不是“梦想中国”和“我型我秀”之类可比的。

第二, 作为一个女生,她能站出来,体现了当下女生在多方面的主体性和主导表现。

第三, 这是一个人类学现象。嘤嘤鸣矣,求其友声,大家都要寻找朋友。超级女声表面上是崇拜一两个女生,其实不是的,其实很多女生都在发出声音,同时也在寻找同伴的声音。从过去的歌迷会到现在的超级女声,歌迷不是一天长成的,从崇拜明星到崇拜自己同龄的女性、自己的姐妹,其间有姐妹情。虽然观众的年龄界限在消失,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但本质上是刘三姐的对歌,新的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对歌成为可能,超女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现象。

说到李宇春中性打扮,中国传统上有很多女扮男妆的现象,我收集的就有20几个。花木兰,祝英台,中国女性传统形象如果梳理出来的话,有一脉相承的东西。

多年以前,深圳有个女人街,搞得很好,但后来他们想搞男人街,一条街也没搞成。可见女性的文化(包括商业)现象有自己独特的性质,这次被开掘了。

建议妇联研究的内容,第一层内容全部写内参,不见报,真的是想说就说,要说得很深刻的,德国女总理的上台,女性干部进入最高领导岗位,这是全世界的重大现象,现在不但是利益群体,还是兴趣群体,要研究其深远的影响。第二,妇联要走在妇女研究的前面,上海这个城市怎样使用女性形象(如地铁的裸露广告、公交车电视上大谈女性隐私病痛等),都应当有相当的立法,代表城市对女性的尊重,需要深层次的妇女学的研究。对超级女声,妇联要发出声音。否则超级女声仅仅是超级了,她不过仍然是男性商业社会的玩物,可能会有很多男性作家和策划人,用男性话语重新打扮她,把她涂抹成各式各样的形象,甚至男性化,妖魔化,这都是有可能的,虽然群众文化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但妇女报刊要发出独特的声音。

湖南台在策划中,始终有一种温情脉脉的东西,有一种情感交流的东西,他们有很丰富的群众性文娱活动的经验,虽然也有主旋律的东西,但用非常精致的手法来表达。超级女声最值钱的不是策划,不是李宇春,而是那么多平凡的女生想说话,想表达自己的情感。相信年轻人,他们所展示的情感世界和生命形态,我们还未完全理解,但他们的这种状态是我们永葆青春、是我们成就我们自己的一个途径。

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寄托,内容可能在变,感觉是不变的冯蕾(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女工干部)

超女现象实际上是精神食粮的问题。

这种东西在我们过去也是有的,我们小时候看样板戏、战争片,英雄呀,董存瑞呀,我们也很喜欢看的,看了一遍又一遍,实质上这也是一种精神寄托。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寄托,内容可能在变,感觉是不变的,否则生活会变得很空洞。

现在的学生学业负担重,家人对他们的期望也很高,再说十四、五岁的孩子不可能心理很成熟,对社会也不会很了解,他们就通过喜欢明星、唱歌来放松自己,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宣泄,他们的生活除了学校就是家,除了学习还是学习。

现在的社会,很多人都没有信仰,也没有人来提倡信仰,没有人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大家都在想今天能不能赚到钱,大家都钻在牛角尖里。社会缺少人人可以参与的群众性活动,也是超女红的原因。

虚拟的社会化过程对年轻人的影响越来越大

苏卓君(上海交大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 辅导员)

超级女声的喜欢群体一般都是青少年,作为高校教师,我更为关注的是其中的大学生群体。本科四年,大学生除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之外,还有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一般来说,社会化的过程分为两类,一是真实的社会化过程,二是虚拟的社会化过程。真实的社会化过程比如家庭、学校、社会等都是真实的环境,虚拟的环境包括电视、网络、媒体等。现在来看,虚拟的社会化过程对年轻人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超级女声。

超级女声的成功之处,一是它引进了二、三十年之前美国明星选秀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具有非常大的社会大众的参与力度,同时,超女之所以今天能在中国红遍大江南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社会因素,如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和功利化,社会风气的浮躁等。这些社会因素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大学生群体身上。有调查显示,现今的大学生更为注重实际,个人成名成功的愿望更加迫切。而且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在自我认知和表现欲望上更高一筹。超级男声、梦想中国为什么不如超级女声办得好,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人民网曾做过一个调研,关于青少年的偶像分析,发现崇拜娱乐性明星的女性占到70%多。男性比较崇拜的是体育明星,至于崇拜父母、英雄伟人的,比例只有20%几。

探究超女背后的东西,不能忽视这样的社会背景,包括当代大学生,女大学生所折射的自身心理特点和外在行为的表现。现在的女大学生越来越注重于宏扬个性和独立,个人的审美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超女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业策划,也是一次广泛的社会动员

超女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业策划,也是一次广泛的社会动员

“超级女声”提供了一个让平民欣赏自己,而不是仰头崇拜精英的机会

王卓娅(复旦大学哲学系 学生)

“超级女声”现象,由一种通俗的娱乐来吸引大众的注意力,产生了令我们妇女组织十分羡慕的凝聚力,主要原因就是:“超级女声”提供了一个让平民欣赏自己,而不是仰头崇拜遥不可及的精英的机会。在人们支持自己的平民偶像时,他们会受到激励。

比如说,我们都是独生子女,这样的成长环境造成我们比较依赖父母,面对困难有时会胆怯。超女活动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过程,如何追求自己梦想的过程。青少年会有很多梦想,但我们会因为梦想前面有很多困难而驻足不前甚至放弃。当我们看到超女,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我们会感到,我和她们一样是平凡的人。超女活动激起了我们对勇敢的向往,对自己的梦想会有更多的追求。

由此联系到妇女组织怎样调动大众积极性,扩大群众参与度的问题,我认为,如果要增强活动的凝聚力,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成为活动的成员,活动本身必须能够引起百姓的共鸣。可是怎样能够引起百姓的共鸣呢?首先就是要关心群众的基本生存问题,能够多创造条件来增强老百姓在社会复杂环境中的生存能力。我来自哲学系,在与哲学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感触最深的是,哲学的存在基础就是人的存在,哲学十分关心人的存在,所以我建议能用群众的语言将哲学关怀人类生存的思想教授给群众,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家庭、朋友和社会,从而能够在正确的方向上改造社会,改善自己的生活,获得幸福。其次,有些活动只是具有表面上的凝聚力,实质上不能够起到关怀群众,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甚至还会引起社会的浮躁、人心的狂热,给社会环境带来不安定因素。妇联面向大众的活动应该从群众的真正需要出发,从社会良性发展的需要出发,比如说,组织全民马拉松,环城自行车活动,帮助群众强身健体,磨炼意志。

她们的真诚、可爱和“想唱就唱”的自由快乐赢得了很多人的心

戴怡琼 (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职员)

我觉得超级女声的成功首先是节目策划的成功。它不仅仅是一个唱歌比赛,它更多呈现给观众的是一个综艺节目,因为除了超级女声精彩的歌唱部分之外,还包含了选手、专业评审、大众评委、粉丝团以及观众等各方的互动和交流。而且在这样的交流和互动中有关心、有支持,有理解,有温情。节目显得更加亲民、自然,贴近百姓,贴近生活。

从传统的“明星娱乐大众”转变成“大众娱乐大众”的“新娱乐精神”,虽然这样的形式有人说在美国二、三十年前就有,但在中国毕竟很少,所以它会很受欢迎。

还有一点就是李宇春式的风格恰巧符合了现代流行的口味,这其中有一点偶然的因素,但也说明了对传统审美观的一种挑战。超级女声已经演变成一个社会现象,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PK”、“海选”等字眼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之所以有这样的效应,是因为超级女声给很多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宣泄情感,舒缓压力的渠道。不管是在生活上,工作上或是学习上,我们总会面对很多压力,有很多成长的烦恼,但真正能够尽情抒发压力的渠道并不很多,超女提供了一个可以让大家大声地唱,大声地叫,大声地笑甚至是大声地哭的机会,特别是当所有人都和你一起“疯狂”的时候,这样的宣泄和表达才更彻底。这样的宣泄和表达的过程,也是一种自我认同的过程。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前五强的女生都代表了一种鲜明的风格,身上透露着鲜活的特征。因为相似,所以喜欢;因为认同,所以喜欢的女生得了奖就好像自己站在了舞台上。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这个社会还缺少一些“英雄式”的人物或者说是焦点人物,能够吸引大家去关注,能够让大家产生共鸣。我并不是说超级女声就是什么“英雄人物”,但至少她们的真诚、可爱和“想唱就唱”的自由快乐还是赢得了很多人的心。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卡拉OK”,没有“卡拉OK”就没有“超女“

陆震(上海社科院 副研究员)

“超女”我从头到尾地看,越看越投入,看到五进三,我都掉泪了,女孩子被淘汰的结局很惨,但她们表现得非常优秀,尤其是对对手的尊重令人感动。

中国几千年来,在政治生活中,从不尊重对手,把对手打倒在地还要踩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我们对对手一直是这么一个尺寸。但现代文明社会对对手是充分尊重的,大家打,不遗余力的打,争斗完了,你赢了,他输了,拉他一把,握握手,下回再来,善待对手,给对手一个生存的空间,这样游戏才能玩下去。过去我们的游戏往往玩一次就没了,把对手彻底打翻,成为东方不败,然后站在华山顶上,没有对手,自杀拉倒。这种心态其实是专制统治留下的心态。但这次“超级女声”没有这种心态了。尤其是那些穿黄马甲的评判团,都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善良,充满了真情实感。台上,这些黄马甲拥抱的都是他们不予投票的人。就这一点,我感到可以说是我们建国五十多年来政治文明的结晶,交往文明的结晶,未来就从这里开始了。因为中国传统社会里没这个东西——我反对你还和你拥抱?不可能!但现代政治文明、现代交往文明就不一样——面对选择,我们都很无奈,虽然我不投票给你,但我喜欢你,所以抱一下,请你谅解。这种拥抱就让人感觉人与人之间的真心相待。输赢是暂时的,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友谊是永恒的。

总结一下,“超女”事件,可以说是六种事件,

一是“娱乐事件”。如果你一直关注着“超女”,你没法不被她影响。看完以后大家都很开心,无论美、丑,大家都觉得很有劲,有人说这是宣泄,我感觉用“表达”比较好。宣泄总带有疯疯癫癫的意思,表达则比较规范,对社会来说表达比较合适。

二是“媒体事件”。这是湖南卫操办的事件。中央电视台其实也很在乎这件事,“梦想中国”很努力地学,但学不来。一个“垄断地位”的单位向“平民”单位学,学不象的。不是你本事小,是你先天不足,缺少平民的心眼。就像水在杯子里,不圆还能怎么地?“超女”有12万人报名,其中有一个老人唱《送我哥哥去当兵》,这是1955年第一次义务兵征兵时唱的歌。旁边有人叫他停,他不停。那么一个老人,皮肤很黑,皱纹很多,但唱得非常起劲,非常开心。湖南卫视就把这个挖掘出来,创造一个平台,让人民能够舒展,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

三是“商业事件”。商业事件挺好的。邓小平说了,20世纪必须学会做生意,不然21世纪就没有我们的位置了。这个世界上,做生意的人才有位置,拿工资就是做生意。这次“超女”肥了很多人,光“移动”就赚了7000万,湖南卫视也分了几千万,他们一年的广告也没这么多。仅仅是几个月的运作,就赚得钵满盆满。这是传媒界非常成功的商业事件。

四是“生活事件”。“超女” 最后投票的人有几百万,“超女”在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目前没有哪项活动能替代“超女”的位置,除非再有新的活动起来。“超女”比赛一结束,很多粉丝就感觉没着没落了,至少没处发短信了。“超女”在那段时间成了生活的组成部分,成了一种生活需求。

五是“文化事件”。其实湖南卫视当初根本没想到会搞成这么大的场面,他们只是清楚活动要搞成功,一定要让观众表达,不要限制。就这点,开了我们几千年没开的格局。文化决定价值取向。作为文化事件,第一是价值观念,第二是具体行为,“超女”的行为没有偏离价值取向,活动搞了几十场,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很尊重。互相尊重在文化价值上就很可以了。

六是“社会事件”。有句话叫水到渠成,“超女”这次是“火”到就着。湖南卫视策划出这个点子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或直觉到了底下有“干柴”,这个“火”点上去,就有12万人报名。 这个基础是谁创造的?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创造的。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卡拉OK”,没有“卡拉OK”就没有超女。“卡拉OK”就是表达,表达愿望,展示生命,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我有这个生命,我有这个能量,我有这个活力,我就要展示出来。“卡拉OK”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人的内心世界被打开了,社会就有希望了。现代社会第一条就是打开人的内心,这样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沟通才有可能。“超女”这次上台带来了大规模的人际沟通,投票时大家的心灵都是很开畅的,都全身心投入。“超女”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副产品,是积极的产品。回到1978年,谁敢这样?但现在,不仅是因为年轻,更是因为感受到社会的开放度了,才会有“超女”这样的创意。创意不是拍拍脑袋就能够出来的,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才有可能产生这种创意,从这些创意我们真地看到中国在往前走。

同时“超女”也鼓舞了人们表达的意愿。表达是一件大事情,美国宪法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表达权,过去我们习惯于被灌输,不敢表达;现在表达的机会多了,在商业、文化等领域我们都能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这次“超女”,很多表达都是由衷的,很少作假,我们是人呀,人都有向上之心,向善之心,美好的善良的东西摆在你面前,你是抵挡不住的。作为社会事件,“超女”告诉我们,表达很重要。下一步改革开放,如果能沿着这个方向走,那国家有希望,公民有希望,公民社会更有希望。公民社会就是不管对不对,公民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都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国家的决策就会更加正确,贯彻的阻力就会大大减小,人民的矛盾就容易协调。

说到“社会事件”,由“超女”引发的社会“挑刺”文化需要引起重视。作为一项娱乐活动,“超女”被议论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有分寸。社会上一些有头有脸的人把“超女”定位在“一帮极其幼稚的女孩的集体疯狂”,我感觉这样的评论有失公允。青春万岁和祖国万岁是等价的东西,祖国的未来就是他们。一个国家没青春没热血,这个国家会长久吗?我们现在就缺这东西。古老的帝国五千年,暮气沉沉,超女让我们眼睛一亮,这民族的血液还是很热的,奔腾起来还很快的,青年一代还是很有力量的。

从社会角度评价“超女”,它一没有政治问题,二没有色情问题,既然没有违规,它就是正当的。白岩松这次提出一个观点,电视节目我们要从低端看去,关键是无害。有益,我们努力去做,但只要是无害的,我们应该允许它存在。不能要求社会上所有无害的东西都是有益的,这有点强人所难。

超女这样的活动如果没有伤害别人的话,我们就应该承认她,尊重她,对超女,即使要批评,也要有分寸,你可以说道理,但不要说人家“幼稚”、“疯狂”,批判一样东西,也要有社会尺度。不要蔑视它、亵渎它、糟蹋它、扼杀它,这就不公道了。要树立这样一种态度,现代社会是宽容的社会,是平等的社会,是讲道理的社会,在法律的范围内,要客观善良地对待社会上每件事和每个人,要保护无害于社会的每个事件,这样才能留给我们充分选择的时间和空间。

超女让我们感到生活还是很有激情,做群众工作怎样做好“三贴近”,真的很有讲究

孙小琪(上海市妇联兼职副主席、现代家庭杂志社社长、总编)

今年书展的时候,我参加了龙应台和王安亿的演讲会,那天刮十级风,真正的狂风暴雨,会场全挤满了,大多数是女人,台上也是两个女作家。听众全情投入,讲完了还要签字,队排得很长。

超女我赶上了最后的决赛,三个女孩子很可爱,会场上的激情让我看了很感动,原来感觉整个社会很浮躁,很冷漠,有很多不确定性,这个节目却反映了一种单纯,一种率真的喜怒哀乐。

我们妇联搞活动怎么这么难?开一个会要反反复复通知,想各种办法款待,深怕人家不来。基层选举,明明是给他的民主权利,却怕他不来,要发牙膏发毛巾,让他来投票。

有两个感觉:一是我们说了半天的“三贴近”,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社会,我们究竟有没有做好?二是大多数人群有想表达的愿望,哪怕是一种开心,一点激动、一点眼泪,一个老太居然提着粽子从上海送到长沙。像这些我们应该怎样面对?

我们现在的生活衣食无忧,一般也不用担心过去政治运动的高压和内心的极度紧张,但却没有了可以发泄内心的张力。超女可以引爆这样一种感情的宣泄,这说明我们的文艺、文化,许多群众性的活动其实并没有真正贴近这么多的心灵,老百姓还是有这种需要,哪怕是借这个机会。

农村有一个说法,借别人的灵堂,哭自己的戚惶。我们的大剧院票价高得让人无法问津,而超女的参与成本很低,没有门槛,不要组织来选定,都可以参加,都可以表达。超女里面也确实有灰姑娘。

另外它还是一个成功的娱乐活动,成功的商业运作。参与者只是听从心灵的呼唤。上海人向来不太跟风,但这次也来劲了。风生水起,让人有蓦然回首的感觉,说明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可以填充的空白。

超女活动给我们的启示是,现在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好好感觉,好好体会,每个生命都有他非常鲜活的时段,我们的幸运是这个时代给予年轻人很多自由,他们不用顾忌什么就可以宣泄表达出来,想唱就唱,这是社会的进步,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为什么现在有很多活动我们很想代表一些群体,很想吸引一些群体,但做不好,反而离他们很远?面对大众工作的人应该好好想一想,你要脱离他,他也可以脱离你,你就会慢慢边缘化,不被认为可以代表他们。而那边不请自来的群体,他们感觉内心可以真正与之呼应,与之分享。

娱乐在生命中可以占多重的地位?有相当的空间可以挖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我们经过很沉重的时代,二十年经历了别国四百年的发展,经济上去后文化有没有跟上去?国外的群众团体都能非常自在地表达自己意愿,组织起来都会有非常娱乐化的活动。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了这些东西。我们是经过多少折腾、多少代价才换来了今天的局面。

超女让我们感到生活还是很有激情,做群众工作怎样做好“三贴近”,真的很有讲究。我们不能只从观念上说这个不对,那个应该,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样式,也给我们很多的启示。湖南卫视是顺势而为,操作上的细节可能想得更多,怎样能更广泛地发动群众?怎样能吸引别人,让这个事情火起来?上次有人说我们要好好策划,有些刻意雕琢的反倒不成功。芸芸大众不搞理论研究,他只是心里希望什么,喜欢什么,他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可能在超女里找到了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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