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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的祖国
当代媒体和媒体女性——世界中文报业协会38届年会
| 摘自:上海妇女2005年12月刊

女记者论坛策划/执行:上海市妇联 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女记者工作委员会

主持:李丽(上海市女记者工作委员会主任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

民间疾苦和公众利益应永远成为我们的笔底波澜朱玉(新华社高级记者)

前年春节前夕,我在一次笔会上看到一个脸色非常灰暗的作者,几天前,他还在做肾透析。在与他的闲谈中,我发现一个线索——当时在国内销售非常好的一味中成药,居然能导致肾损害甚至尿毒症。这味中成药就是龙胆泻肝丸,它是一个古方,当时国内有两百多个药品生产厂家在生产。通过调查,我发现包括龙胆泻肝丸在内的,含吗都磷酸的中药早在十年前就在比利时等地禁止销售,原因是它能导致服用者不可逆的肾损害。这种情况国内医生十分了解,他们每年都在讨论如何治疗和防止龙胆泻肝丸所造成的肾危害,但他们的声音太微弱,没有多少患者能听到。国内的生产厂家也非常了解,北京同仁堂制药集团曾经上书国家药监局,但是没有一家药厂主动向患者公告或者回收这种药。国家药监局也明白这个情况,但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没有任何作为。我觉得这是记者应该呐喊的时候了。虽然我不知道我的喊声能否被社会确切地听到,但一个人和一个记者起码的良知,使我不能在这种情况下背过脸去。幸运的是我的喊声足够大了,它被社会听到了。从龙胆泻肝丸开始,中国逐渐建立健全了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制度。而从这篇报道开始,我走上了调查性记者的道路。正是从这篇报道上,我看到了记者手中的笔,称起来分量并不重,但如果撬在适当的位置,是能够撬动历史的车轮的。

去年我做了几件事。一是为一些无辜的早产儿讨回了公道。这些早产儿由于医院的不当护理,吸入了过多的氧气,导致眼里的血管异型地生长,从而把视网膜活生生地从眼底撕拉下来,造成了终生失明。这一切的过程都是在孩子未满三个月之前发生的。中国有句俗语,三月认母,而这些孩子还未来得及认妈妈的脸,就再也看不到了,他们一辈子只能认识妈妈的声音,却看不到妈妈的慈爱。我们都是女性,我们都是母亲,相对于男性,我们有更为敏感的感觉和更为丰富的感情。这些终生失明的孩子,他们自己并不觉得难过,但父母的追心之痛我是时时看在眼里的。早产儿用氧过度致盲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几十年前就曾经走过的道路,如今中国又在重复这一悲剧,我把这一情况向社会进行了报道,但是仅仅有报道是不够的,在我的努力下,卫生部和中国医学会于去年制定了《早产儿用氧指南》,并由专家对全国的儿科、眼科医生分别进行了培训,让他们认识到其中的伤害。我知道中国这么大,即使制度再健全,类似的事件还会发生,但我期望由于我的工作,这样的事能再少一点。

去年我做的第二件事是发表了关于安徽芜湖红顶商人的调查报道,揭露了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成系列成系统地公开兼职这一明确违反市场经济准则的行为,由此引发了在全国范围内清理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的行动。

第三件事是把河北张家口市公安局的一帮坏蛋送到了监狱。这些穿着警服的人公然对当地的企业进行敲诈勒索。他们一年只办了两三桩案子,但是两年靠罚款盖了两栋楼。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有一个镜头我永远记得。2003年底,重庆开县井喷,我来到了现场,我看到了一个婴儿,他只有七八个月,胖胖的, 穿着一双用红毛线织成的小鞋,与另外两百多人一起,静静地躺在殡仪馆冰冷的水泥地上。他已经死了,死在一场致命的毒气中,死在了疼爱他的爷爷的怀抱里。爷孙俩当时就这么抱着,一起倒在了田埂上。

两年来这双小红鞋就像照片一样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它时刻提醒我,作为一个国家通讯社的记者,居庙堂之高,不能忘记江湖之远,民间疾苦和公众利益应永远成为我们的笔底波澜。身为记者,我觉得自己幸运地生活在中国的改革时代,这个年代中的矛盾多得数也数不清,所以我们笔下的故事多得说也说不完。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的调查报道进行得非常不容易,但记者行业也因为种种的不容易变得更加有意思。

香港女记者的社会处境

关慧玲(香港星岛日报采访主任)

香港女记者出名需要很拼命地工作,即便是危险的采访地点,也没有要让男记者先行的想法。年前伊拉克战事,香港媒体破天荒前往战地采访,带头的就是电视台两位女记者。其中一位是我多年的朋友,她对我说,她从没有想过危不危险,只担心耽误了时间,赶不上第一时间做直播。农历新年她是在伊拉克使馆度过的,回港后得知伊拉克使馆被炸,倍觉伤感。此后,SARS采访、禽流感采访,香港的女记者也是稳守前线。

香港每年有300多人从新闻系毕业,其中8成是女生。香港的报界是男女平等的,上司不会因为你是女性而给你少一点的工作,相反,女性会干得更多。香港媒体的中层管理者也大部分是女性。

在采访时,有人认为女记者更有优势,因为被访者多数是男性。但我不觉得这个会很严重。相反,在接触意外伤害的受害人时,女记者通常会比男记者更容易让被采访者接受,让他们放心地说出具体的感受,所以女记者往往能做出更出色的报道。

香港媒体机构的工作时间一般很长,一周六天,一天十个小时,是很平常的事情。有时需要通宵达旦。这令女记者面对较多的困扰,首先没有自己的空间。当然男记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女性会有更多来自感情和家庭的压力。比如我的同行,入行四年后结婚,很快有了孩子,她开始不能尽情的追新闻——女儿会因为她不在家而哭泣,在银行工作的丈夫会埋怨她星期天还要上班,她的上司也会觉得她有了家庭就不再拼命。她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后来她主动从前线新闻转到工作时间比较稳定的图书出版业。临走时,她的上司居然对她说,幸好你调走,不然过两年我也会把你“除”掉。她觉得很委屈,好象两边不讨好全是她的错。我也认识一些为了家庭放弃事业的资深女记者,她们有的说:“我儿子上小学,他书念不好以后会怪我的。”在自己和下一代之间,当母亲的都好象没有选择。

另外,没有结婚的女记者,谈恋爱的时间好象都在凌晨,没有办法,都是晚上十点、十一点下班,谈了恋爱又睡不够,好象谈恋爱成了一种负担。另一半如果不是同行,要有很大的忍耐和体谅。如果不能体谅的,就会分手收场。香港因此有很多单身的女记者。这其实并不公平。男人好象可以为了工作,大有道理地把家庭、孩子留给太太,但女记者却要做两份工作。

干这一行,大家都觉得付出得多,且完全没有时间进修,几年下来,熬不住的会离开,每年都会有不少流失的情况。能够留下来的,是因为我们拥有相对自由、宽松的采访环境和作成好新闻所带来的满足感。如果社会传统压力小一些,女记者的社会处境会更理想。

女性需要用时间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价值

曾艺(澳门日报采访科主任)

澳门是个小地方,只有40多万人口,但澳门有8份中文日报、4份外文报章、6份周报、5-6个电子传媒频道,除此之外还有中文期刊以及外地传媒派驻澳门的记者。

根据澳门新闻局的调查数据,1999年,澳门领取记者证的人数273人,2005年达到324人,增长18.7%。相比较,女记者增长的幅度更高:1999年65人,2005年94人,增长44.6%。

女记者人数的大幅度增加,首先是因为澳门媒体行业的膨胀,需要大量的媒体从业人员;其次,澳门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为她们进入媒体行业创造了条件。另外,这也与男性媒体人员的的流失以及越来越少的男性投身媒体行业有关。

长期以来,澳门媒体行业的工资收入水平是明显偏低的,而且,多数媒体的规模比较小,绝大部分媒体企业没有很规范的管理和升迁的制度。而男性对职业的期望与女性不同,男性倾向于工作的自主性,追求领导的位置和权力;而女性则比较追求工作上的满足感和一些人际关系。

现在读新闻的女性越来越多,从未来的趋势看,将来女性媒体从业人员也会越来越多。

那么,媒体从业员女性的比例越来越高,是不是女性媒体从业员的社会地位确实提高了?女性的能力确实获得了广泛的肯定和认同呢?反过来,如果不是男性从业员的大量流失或不愿从事该行业的话,女性从业员是否有同样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呢?

实际上女性还是有很多限制,比如生育、比如家庭生活。生育给一线的女记者,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也无可避免地影响管理层对女性从业人员的看法,多少限制了女性在媒体行业的发挥。生育期之后,女性要照顾家庭的传统观念影响了女性媒体从业员对本身的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的考虑,也影响了管理层对女性从业员工作能力和持久性的考虑。

在观念上,生育和家庭是否真的影响女性的社会地位,影响女性在媒体行业的发展空间?调查显示,女性和男性在领导风格上是没有什么明显差别的,女性从业员可以胜任任何岗位的媒体工作,问题是社会上对男女性的工作能力还是存在着偏见,连女性自己也不知不觉地接受和认同了这些偏见。这不仅影响了女性在工作岗位上的发挥,也影响了女性对工作的追求,导致更多的女性安于现状、安于接受挑战性不大、不是核心业务的工作,安于接受一些传统上认为比较适合女性的工作。

女性媒体从业员要真正提升社会地位,首先要转变观念,不但要改变社会对女性媒体从业员的看法,自己也要转变观念,要认识到男性和女性的工作能力和对理想的追求是没有差别的,不管是在前线还是在管理层,所以女性媒体从业员应更积极地通过接受难度、强度更大的工作任务去证明自己的能力。当然我们不需要刻意地把自己装扮得很男性化,但至少我们应该告诉外界,我们女性随时准备好去迎接工作难题。

除了观念转变,媒体企业优化工作条件是不可缺少的。比如缩短工作时间,增加工作弹性,让员工可以更好地兼顾工作、家庭,更好地进修。这不仅是为了照顾女性传统的社会角色,事实上对留住男性从业员也是很重要的。

观念和工作条件的改变需要时间,因此,女性从业员在获得外部环境上的支持的条件,可能暂时比不上男性,女性需要用时间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价值。所以女性媒体从业员更需要进修,提高专业水平,去丰富自己的知识。不管外界对女性怎样评价,毕竟工作能力和专业知识是不可取代的。

在社会上做事,性别可能是“助力”,也可能是“阻力”

游美月(台湾经济日报总编)

任何一家媒体都是人的组合,管理中除了硬性管理,也要有人性化的一部分。

在台湾,作为媒体的女性主管,或新闻从业人员,我们都觉得很自然,不太分男生、女生,但我们会发现媒体的女性从业人员增加了。

不管是新闻工作者,还是媒体的管理者,我们都应该跳出性别的“陷阱”,如果我们谈到女性主管的话,重点应该是主管而不是女性。你不能忘记你作为主管的优先任务和职责,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在社会上做事,性别可能是“助力”,也可能是“阻力”,关键是你是否适任,这很重要,要回到专业面上来。

作为主管,很重要的是,你是否具备了一个有效主管的核心职能?这个核心职能包括你是否能设定目标,是否能赏罚分明,是否能变革领导?你常常必须要问自己的是,你是否是个很不受欢迎的主管?

现在面临的报业环境非常恶劣,充满竞争,这时最重要的是要明白你这张报纸在市场上的定位是什么,当你确定报纸定位,你才能确定战略目标,才能指挥大局。

在台湾,财经媒体所占有的市场规模是很小的,只占7.4%左右,读报的比例在总人口中也不到10%,但阅读财经新闻的读者群属于社会的精英,属于公司的决策阶层或中坚力量,他们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所以通过读者,我们报纸的影响力也相对较大。

我们“经济日报”的读者中,男性占到7成。我们的内容大到国家财经大事,小到个人理财,为什么男性对此比较关注?因为他们比较关心掌握市场的经济力,而男女社会地位的高下,最关键的是你是否掌握经济力,你是否有经济的自主能力。

如果男性对财经关注度的比重仍然高于女性的话,女性应该有所警觉。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知识才是你的力量,当你掌握经济资讯和背景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你就能展现你的经济能力。我们女性应该多多留一些心力关注国家大事和财经趋势,这对我们在社会角色和工作竞争力上一定会有所帮助。

在耶鲁撒冷的岁月

刘素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多媒体发展办公室媒体业务部主任、高级记者)

我从不认为战争会让女人走开,但我从来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如此近距离的直面战争、直面生与死。

2000年7月15日,我告别北京、告别亲人,登上飞往以色列的飞机,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耶鲁撒冷记者站一呆就是4年零3个月。当时正好赶上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爆发新一轮的巴以冲突,且冲突呈越来越激烈的态势。能到这样一个世界热点地区做记者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值得珍惜的机会,但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和挑战。考验和挑战既来自日常繁重而危险的工作,也来自每天要面对的血腥而残酷的现实。4年中,耶鲁撒冷发生了60多起自杀性爆炸,有很多次我们和爆炸擦身而过,幸运的我们和爆炸打了一个时间差。

记者的责任使我不能退缩,不敢懈怠。2000年10月,巴以冲突刚爆发不久,我和同事就赶到冲突的中心地区加沙地带实地采访,成为最早赶到现场的外国记者之一。

几年中,我曾多次前往自杀爆炸现场,前往以军占领下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采访,发回大量鲜活生动的报道。在巴以冲突爆发之初,我对可能发生的危险并没有太强烈的感受,直到有一天,有两个中国人在耶鲁撒冷发生的自杀爆炸中身亡,这一下子拉近了我和死亡的距离。几天之后,在特拉维夫机场,以色列政府和中国使馆为遇难的两名中国人举行了送别仪式。面对两具棺木,我忍不住哭了起来,为两位中国工人年轻的生命,也为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从此我再也不敢麻痹大意,我感到中国人和以色列人面对的危险是一样的。每次出门,我都是挺提心吊胆,尽量避开人群。

和男性相比,女性更细腻、更感性,所以感受力更丰富些。在巴以地区当记者,更多的时间是在写冲突、写暴力、写血腥、写恐怖……但我尽量以一个女性独特的视角和感受力去讲述巴以普通老百姓之间友好相处的生动场面,去揭示一个永恒的主题——所有人对和平的渴望和期待。

2000年8月,我发现了一个报道线索:一名巴勒斯坦青年为抢救落水的以色列儿童而献身,以色列人为了帮助这名巴勒斯坦青年的家人,开始了一场捐款行动。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我去采访了当事人,写成了录音报道《让爱的阳光融化冰雪》,并因此获得中国新闻奖的一等奖。

在记者站工作最难熬的是对亲人的思念,用“煎熬”一词绝不过分。耶鲁撒冷的危险是弥漫在空气中的,你看不见它,但它无处不在,每辆公共汽车从你身边开过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个移动的炸弹。我的家人一直关注着巴以局势,每次爆炸都会让他们牵肠挂肚,4年零3个月,1000多个日日夜夜,他们都是在担忧和焦虑中度过的。

去年十月,我结束了那里的工作,卸任回国,走在中国的大街上,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放松和踏实。我由衷地感叹:“和平真好!”

我们感受着上海的变化,并以职业的敏感,观察、记录、传播这一切

唐宁(新民晚报高级记者 上海女记者工作委员会主任)

不同地域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媒体性质和受众的差异,导致我们对社会的观察思考和表述都有很多不同之处,庆幸的是我们拥有同一种语言,我们可以用优美而结实的汉字在不同的地方记录历史,为浩瀚多姿的中华文明增光添彩。

我和在座的上海女记者都在经历这片土地自开埠以来幅度最大的变革。二十年前,今天开会的这家酒店还只是几间平房,本市最高的建筑是十三层的国际饭店,当时上海人均住房只有4.5平方米,吃饭穿衣全都凭票供应。而今天,我们都看到了上海的巨变。

无论是城市的外观还是百姓的命运和人性的变化,都给我们新闻工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新闻题材。我们感受这些变化,并以职业的敏感,观察、记录、传播这一切。我们追踪时代先锋、各界精英;也深入大街小巷,关注弱势群体。我们中有的人不怕威逼利诱,揭露房产市场的黑幕,抨击社会种种不公;有的人冒着天灾人祸,在种种险情中历练……

改革开放让上海经历了一次次阵痛和蜕变。身在前沿的上海女记者,为城市的脱胎换骨起到了推手的作用。我们不仅关注大都会和身边事,也关注海内外风云变幻。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新闻发生,上海的女记者都会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到达现场,履行我们的职责和义务,为历史留下最初的文本,也为现实社会提供高附加值的精神产品。

上海的进步给女记者的发展带来了机遇。20年前,上海女记者的人数不到新闻工作者的20%,2005年,女记者已占38%。随着新闻系女生的不断进入,媒体女性的比例还会不断扩展。

值得重视的是,女记者的大量增加是否会给新闻报道带来女性化的特征?有人在批评媒体娱乐化和时尚化的倾向时,将此归结为女记者的扩容和低龄化,但我认为,这是媒体结构和大众化文化的走向驱使的,并非女记者和编辑能够掌控。

我这里所说的新闻写作女性化特征是指同一事件的采写中,女记者与男记者因不同的观察角度、思维逻辑、叙述方法、语言感觉,甚至是鲜明的个性色彩,而形成的独特气质。女记者所采写的报道更加生动,更具说服力。

女性记者的增加给上海的新闻业带来了微妙的变化,在媒体的表达内容和表达方式上,概念化的东西逐渐减少,报道更加平民化、生活化、人性化;写作也更注重细节和感性,更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这和女记者的人性立场、观察角度、思维方式和写作中的用情有关。在我们社会慈善制度尚未完善,贫富差别日益显著的环境中,用媒体的力量有效地传递对民众的热情和爱心成为很多上海女记者自觉不自觉的行动,她们笔下的社会弱势人物引发了众人伸出援手,悲惨故事的主角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她们就像社会的义工,无私地奔忙着,传送着人间的温情。

上海女记者的队伍在壮大,她们中,有的走上了媒体领导岗位,有的被派往国外培训和深造,同境外媒体交流互访。但在全市新闻界的媒体岗位、领导岗位上,男性依然占据绝对优势。尽管我们在媒体上不断呼吁男女平等,但性别成见依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媒体的内部系统。随着新闻界干部聘用制度的改革,各传媒集团都出现了年轻女记者积极参与公开竟聘中层干部的现象,随着她们的成长和观念的改变,这种情况也许能得到改善。

上海新闻界正在进入新一轮结构调整,传统的媒体管理系统和薪酬制度正在被淘汰,新的体系和标准尚在探索之中,女记者将会承受随着变革和竞争带来的动荡和困惑,在体力和心力上都会比男性同行消耗得更多,一部分女记者已产生了焦虑情绪和职业疲惫,在紧张繁重的工作中,她们甚至没有时间谈恋爱,婚后没时间也不敢生孩子。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对女性新闻从业者的身心健康、整体素质的提高和长期发展都是不利的。

处于东西文明交汇的上海,也有很多现实的诱惑,尤其是服务业的发达,给很多媒体从业人员带来诱惑,但目前很多女性同行还是能坦然面对,坚守自己的新闻理想。

回想二十年前,没有人能料想上海的巨变,今天,我们也无法预知十年后的局面,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我们对生活其间的这个城市的热爱,无论以何种方式去记录历史,传播信息,身为女记者,我们都会以不懈的激情和勤勉,永不停止追求公平和正义的脚步,永不减弱探求事实真相的浩气,永不割断与百姓的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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