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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社会 品味生活——上海城市发展和女性文学创作
策划/执行: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市妇女学会、本刊编辑部 主持:唐文青(《上海妇女》副主编 ) | 摘自:上海妇女2006年9月刊

上海女作家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或妇女现象在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

王晓玉
62岁,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主要作品:长篇小说《紫藤花园》、《凡尘·赛金花》;中篇小说集《上海女性》、《正宫娘娘》、《我要去远方》、《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房客》;散文集《晓玉随笔》、《人生百事》等
“上海城市发展和女性文学创作”这个话题非常值得讨论,上海女作家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或妇女现象可以说在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我曾写过两篇论文——《论二十年代的中国女作家》、《论九十年代后的上海女作家群》。在当代文坛,上海的女作家群属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我甚至想我们是否能申请一个项目,作为一个重大的文化课题,来研究上海女作家现象。这个现象一定能引发出非常多的理论问题。
上海作家协会有1000多人,964个男作家,188个女作家,看上去是一个以男作家为主的作家群,女作家只占少数,但女作家的活力明显要比男作家强。上海女作家的活力体现在她们的作品在社会上已造成相当影响,她们的名字也为大家耳熟能详,而且她们目前的创作依然非常活跃,并在不断地补充新生力量。我这样说不是站在女作家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大学文科教师的立场上,很客观地研究目前的一种文化现象而得出的结论。
这个文化现象到底怎么产生的?我觉得和上海地区这个国际大都市文明开化程度比较高、妇女地位比较高有关,妇女地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接受教育的程度,二是社会的参与度。
国内尽管对上海的女性也有微词,但大体上,上海女性在中国还是蛮讨人喜欢的。这和我们女作家的文学创作也有关系。女作家创作时有意无意显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其实都是确立女性自身形象的一种途径。
陆星儿在世的时候,曾感慨上海地方对女作家创作的这么一股力量,居然没有文化的定位、没有宣传的力度、没有价值的认定,她觉得不公正。
实际上我们可以自己做,妇联是女性之家,如果我们能花点力气,投点资金,对女作家群体这么一种现象作些论证,那真的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因为这个现象的本身就带有发展性,流动性,非常有价值。

上海这座城市每天都充满着传统和现代,各种各样的冲击很多,其中有很多东西值得写

程乃珊
60岁,主要作品:《蓝屋》、《穷街》、《女儿经》、《双城之恋》、《老香港》、《上海探戈》、《上海LADY》等
我一直觉得写作是一件很生活的事,男作家可能在题材方面有他们的追求,而女性对生活的 感动比较直接,我是觉得什么都可以写的,经常会有写作的冲动。这也可能是女性作家的一个特点吧。
什么是好作品?能让读者有所感悟的就是好作品。我从来不把写作当一件事。你越是把它当一件事,你就越做不好。我觉得做一个上海人是很有福气的,因为上海这座城市每天都充满着传统和现代,各种各样的冲击很多,其中有很多东西值得写。如果我们每个人能把对生活的感悟实实在在地记录下来,倒不是说我们的作品一定要传世,当过了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当后来的人们想了解我们现在这段上海历史的时候,或许我们记录的文字能起点作用。我刚才看了《上海妇女》上登载的圣玛利亚上海女校长嫁给圣约翰大学洋校长的报道,(《上海妇女》2006年第5期 《黄素娥与卜舫济的异国婚恋》),我一直在想他们两人怎么会认识的。在1888年的时候,有一个上海人敢于嫁给一个尚被认为没有开化的外国人,这其中一定有很多故事……但因为资料比较少,具体的细节我们还不知道,如果当时有人能把这一段细节记录下来,那我们今天就会有很多第一感性的认识。我觉得我们的写作无非就是起这么点作用,后人如果想知道这段时期人的思想、生活、价值观、审美观,我们的文字就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对生活的看法,十个人有十个人的不同,但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很真实地按自己的感悟、从自己的角度去写,我们就能很客观地留给我们后人一份礼物。
我觉得好长时间只有中国人是把文学作为一种信仰来做的。其实我不觉得一本书可以引导一个人的人生,写作也不是一种信仰,对我个人来说更多的是为了倾诉,这样会感到轻松、开心。

上海年轻一代的儿童文学作家,几乎全部是女性

殷健灵
35岁,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主要作品:自选集《殷健灵少女物语》、长篇小说《纸人》《风中之樱》等
我想谈谈上海儿童文学的情况。上海是全国儿童文学创作的重镇,而上海年轻一代的儿童文学作家,几乎全部是女性,有不少在全国都是数得着的作家。我一直觉得儿童文学天生是适合女性的,一是女性本身具有母性,情感细腻,富于幻想,在天性中与儿童比较接近,二是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更多男性选择了收入更高的职业,而写作的安静平和状态似乎更适合女性。
写作在今天肯定不是一个致富的行业,畅销书作家毕竟还是很少的。如果要坚持自己心中的某些东西,那肯定是要放弃一些虚浮功利的欲望的,尤其写儿童文学。不过相比成年人的文学图书市场,作为儿童文学作家还是幸运的,因为今天真正在读书的,还是孩子,一般的儿童文学作品销售一二万都不是问题,而这个数字在成人文学界恐怕比较难以达到。
在上海儿童文学界,老一代作家中,还是男性居多,从陈伯吹到任溶溶,任大星、任大霖,最杰出的也是一批男性,但到了中年一代,女性便显出优势来,秦文君、陈丹燕、郑春华……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字。到了我这一代,写出成绩的,便几乎全部是女的了。上海是这个情况,全国也差不多是这个情况。但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上海,儿童文学创作女性比较出色;在东北,是男性儿童文学作家要比女性强一些。这可能还是因为存在性别的地域优势的缘故。上海的儿童文学女作家一般都具有本科、硕士以上的学历,经济独立、观念比较开放、写作姿态也比较放松。她们在对现代生活的理解、捕捉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是占有优势的。
但从文学本身来说,其实女作家还是处于弱势,可能女作家在写生活细节、生活感悟上会有所见长,但在把握一个大的时代题材上,男作家更占优势。
王晓玉:
有这个问题。上海的女作家都有各自的风格,但她们的创作是否把上海城市的流变充分反映出来?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很遗憾,我非常希望我们的女作家能把当前上海女性的精神状态或上海人的精神状态表现出来。但事实上没有,女作家没写出来,男作家也没写出来。这方面是蛮欠缺的。
程乃珊:
说到城市的时代精神,我觉得作家和记者是不同的,记者可以即时反映时代精神,比如文革时期的新闻报道都能反映当时的精神,但经过文革后三十年的反思,现在写的文革作品比文革刚结束时写的作品肯定要好,作家写作往往要经过消化,作家反映时代精神是应该的,但需要时间,需要消化和反思。

上海好像变得模棱两可

周嘉宁
24岁,主要作品:《流浪歌手的情人》、《女妖的眼睛》、《陶城里的武士四四》、《夏天在倒塌》、《往南方岁月去》、《杜撰记》等
上海的城市形象我觉得现在是越来越不明确了。前两天我陪一个国外来的朋友参观上海市容市貌,他觉得上海好像变得模棱两可。即使是在淮海路或浦东,也看不出这个地方是上海,就觉得这是一个建设得蛮好的城市,除非很刻意地带他去看上海的老房子。晚上出去玩,或在酒吧里,他会觉得这里不是上海。无论泰国还是法国、英国,任何一个晚上都是这样的,并不感到这个夜晚是属于上海的夜晚。而相形之下,台湾和香港的本土文化都保留得很好。但在上海,即使在路上走,你也会觉得这座城市属于它本土文化的城市气息并不是越来越明晰,而是越来越弱了。
我住在中远两湾城一带,那里全是住宅区,很密的楼,一幢接一幢,到晚上,灯都亮了,就觉得很像太空堡垒,好像外星一样。感觉上海和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化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弱。18岁以前,我一直住在静安寺。那时我们没有网络,想要听一段外国乐队专辑的话,不能像现在那样下载,为了得到一盘磁带往往要跑很多地方,得到后会非常高兴。现在的中学生比我们那时候的信息量要大很多,但我反而觉得我小时候的生活更愉快。我觉得我童年的生活和我 20岁以后的生活的关系变得很弱,20岁以后,我经常换地方住,感觉时间飞逝,倒是之前的那段缓慢的时光对我的影响特别大。而现在,整个城市变得特别怪,我也说不出哪里怪,就是觉得越来越不像上海了。可能是一种新的文化正在上海慢慢地产生,和以前不一样,和中国的其他城市也不一样,有脱离出来的感觉。
我目前写的一个长篇是跟上海有关系的,写一个从小就是撒谎精的女孩子如何在上海长大成人。写这篇小说主要是感到这几年自己的记忆力变得越来越模糊,过去的旧房子都已经拆掉了,这一切都好像是在追赶我成长的步伐,我变得很害怕忘记,因为如果我现在把自己的童年忘记了,那么连找寻的痕迹都没有了,我的过去就会变成一块空白,所以抱着这种心态写小说,是想趁着自己还没有忘记的时候写下来。基本上我很难离开上海写小说,我的小说语境是在上海的,我的记忆也都是在这里,虽然现在城市建设抹去太多东西了,但是我觉得上海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上海。

人和时代的关系在当下的中国,尤其在上海,是非常值得思考和书写的

于东田
29岁,上海戏剧学院教师 主要作品:长篇小说《大路千条》,中短篇小说集《狗不是狼》
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写作和做饭、做衣服、带孩子好像是一样的,天生是女人做的事情。但是,做到顶尖高手水准的往往都是男人——这不仅仅是一个对话语权控制的问题。男人做事情的目的性很明确,偏重于建功立业。男人提起笔写一部长篇小说和挥起剑指挥一场战役没有什么区别,不是有种说法吗——拿破仑用剑没有做到的事情,巴尔扎克用笔做到了。女人不是这样,女人只是在生活,并时刻想着如何让生活再好一些。男人和女人不一样,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关系是对抗的。
我感觉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上海如果有对抗的关系,那主要肯定不是男与女,女人的对立面并不是男人,男女是合作互补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和谐的。而且上海这个地区,男女好像一贯比较平等。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就要面对和处理许多问题和状况,现在这个时代变动很多,如果我有可能向100年前的人描绘我们当下的生活,说互联网说航天卫星,他一定以为我在痴人说梦。我们常说文坛代际的问题,70年代的人和以前的作家好像没有太深的代沟,但80年代、90年代的人,他们的写作态度、写作方法、写作风格等都与前人不太一样了,人和时代的关系在当下的中国尤其在上海,是非常值得思考和书写的。现在的社会因为媒体对生活的全面介入,变得特别偶然,人在这种种偶然中就有了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按照戏剧的观念来说,就是模式化的人物关系在不同的情境下发生了奇妙的冲撞与新颖的磨合,比如说父亲与女儿、丈夫与妻子是千古不变的人物关系,但千年以来没有一对父女像今天一样可以用手机互相发短信交流,也没有一对夫妻可以跑到电视台的“心灵花园”这样的栏目进行这样的沟通。
我不认为上海与巴黎、纽约等大都会一个样,因为上海人和巴黎人纽约人完全不一样。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上海这样一群特殊的人。我发现有的时候,上海人由于聪明、灵活,做事规矩认真,就比较容易跟着潮流走而不太坚持自己的方向——这些潮流是世界上其他一些有话语权的国家和地区带动的。这一点日本的做法比较有特色。日本人会崇拜西方的各种潮流,会模仿西方的任何一件东西,但拿到日本一定是日本化了,贴上自己文化的标签,日本可以把美人鱼的故事稍作修改就很日本化,无论在人物造型还是情感的表达方面,我要是没有看过原作就会以为美人鱼的故事是日本原创的。而这种将他国文化本土化的能力正是我们比较缺乏的。上海什么东西都会做得很地道,比如我要吃提拉米苏,上海可以把它做的和意大利一样,但我们可不可以把放提拉米苏的盘子,吃提拉米苏的叉子,设计得让人一看一用就感觉到:哦,我是在中国吃提拉米苏——食品和装食品的容器可能还不是太要紧,但这种能力的缺乏也体现在文学、戏剧等各个方面。
程乃珊:
保护上海的城市文化就应该像保护上海的老房子,如果老房子是破破烂烂的,那谁都不愿住进去,上海的本土文化如果也这么让它自生自灭的话,后果令人担心。但如果能整旧如“旧”,住老房子就是一种奢侈。这需要心思、时间,也需要眼光。我们写作的人对于上海的传统文化就要像维修老房子的人一样。我们不能说怀旧不好,但太怀旧也不好,人毕竟是生活在现代的,但一个人如果根本不怀旧,说明他没有过去,一个不怀旧的人说明他没有文化植根的。一些老家具是很漂亮的,现代人之所以做不出,是因为现代人太浮躁了。对城市文化的怀旧说明我们的本土文化越来越淡漠了。如果它全部走样了,变成了另一种新的文化,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上海也就不是上海了。

上海的女作家明显地分为两拨

管燕草
27岁,上海淮剧团编剧,主要作品:长篇小说《一个高三女生日记》、中短篇小说集《靠近我》,电影《青梅》、戏剧《蒲松龄和狐仙》等剧本
前不久,我为金盾艺术团创作了一个大型儿童歌舞剧。演出过程中,发现现在孩子们的审美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孩子们看戏的时候,都喜欢英雄人物,但现在孩子们开始喜欢反面人物。 如果台上有一个大灰狼要吃掉一个小白兔,以前孩子们会叫“小白兔快跑快跑”,现在不是了,而是“大灰狼快上快上!”90后甚至更小的孩子,他们的审美观和过去完全不一样。
我们进入了一个颠覆性的时代,很多流行的东西都是具有颠覆精神的,比如电视剧《武林外传》是对传统武侠世界的颠覆,《春光灿烂猪八戒》是对《西游记》中猪八戒形象的颠覆,《馒头》是对《无极》的颠覆……而为什么读者、观众却能欣然接受?这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说到城市文化,现在是一个大移民时期,很多外国人、外地人到上海来,在立足上海的过程中,他们也把自身的异国异乡文化带到了上海。其实我们这些上海人的祖辈也是移民。从我们记事的时候起,我们所身处的文化已经不是上海的本土文化了,外来文化和上海本土文化已经交融在一起,但基本处于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90年代末,又一批农民工、外地大学生进城,越来越多的上海人或娶或嫁给外地人、外国人,当社会最小的细胞“家庭”发生文化裂变时,上海的城市文化怎能不面临冲击?上海的城市文化怎能不发生变化?
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上海的女作家也明显地分为两拨,一拨是像王安忆这样的著名作家,她们写的作品比较厚实,有较为深厚的上海本土文化的底蕴;另外一拨是以“80后”为主的青年作家,她们写的书往往比较畅销,代表这座城市比较前卫、时尚、流行的文化。应该说,作为女性作家,在上海生活,并在上海写作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毕竟这座城市较其他城市更有“海纳百川”的包容度和“八面来风”的冲击力!
王晓玉:
我感觉上海作家队伍的变化相对上海人群的变化还是滞后。上海的作家大多出生在上海,但实际上,上海的人群结构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这在我们高校里太明显了。高校的教师大部分是外地人,上海高档的写字楼里外地人也是占较大比例,但上海作家中,外地人不多。因为形成一个作家不是那么容易,形成一个作家群也不是那么容易,但上海人群结构的变化会给我们将来的创作带来变化。很明显,上海外地作家的作品和上海本土作家的作品完全是两码事,今后,随着上海人群的变化,上海的女作家队伍也会发生变化, 上海作家的群体创作也会发生变化。

作家要思考的是影响我们生命根本的东西

刘迪
45岁,《主人》杂志编辑 ,主要作品:长篇小说《飞机场》、中短篇小说集《落花成泥》、散文集《只有香如故》
我是88年来上海的,我们常常用海纳百川来形容上海,这话说得好,因为上海容纳了天南海北的人。我不知道上海是太像自己还是太不像自己,这话听起来有些矛盾,但上海就是给人这样的感觉,也许这就是不断变化发展中的上海。
我女儿最近在德国,她来电话告诉我,他们住在德国人的家里,德国人一会儿带他们去参观黑森林,或森林研究所,或环境保护协会,一会儿带他们去洗温泉,参观小城镇,这些地方没有门票,都是免费的。这些德国朋友以后也会到我们上海来,那我带他们去哪儿呢?无非就是几条路,淮海路,南京路,一些有特色的地方都是收费的。曾有两个美国朋友来,他们想去周庄,那里的门票是120元,外国人说不看了。你说外国人来上海,到处要花钱,人家也不舒服呀。
城市发展与女性创作有什么关系呢?城市的发展和变化,给了我们很多光怪陆离的新感觉,同时也带来了迷茫和困惑。但我们写东西的人总不能像街上的小姑娘一样,什么时尚穿什么,还是应该以不变应万变吧!有时候看到眼前的一些东西感觉来势凶猛、突兀、不自然,感觉发展有时候与我们个人的关系不是很大。城市的发展要以人为本,城市发展中长官意志、政绩工程、利益驱动的成分愈多愈糟糕。现代化是一个比较模糊笼统的概念,它意味着什么?它将把人类引向何方?它离人性是近还是远?是有意义的还是没意义的?科学真能把我们带回到过去的时空吗?发展从表面上看,好像使我们的衣食住行发生了很大变化,跟过去似乎是不一样了,但仔细想一下,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本质的东西变化了吗?我们依然睡床,我们依然一日三餐,我觉得本质的东西并没有变化,只是很多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归根结底的东西没变,我相信总有不变的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才是值得我们去寻找和思索的,作家要思考的是影响我们生命根本的东西。
我们要表达人类精神气质里那些高贵优雅的东西,起码要表达我们自己的见地和发现。人不管到了多大年纪,他在情感上都应当是有向往的,比如对“爱情”的向往,我始终认为“爱情”这东西很高很高,很美好,高得我们有些够不着,但它一定是存在的,也是我们小说里要表达的东西。人类的精神气质里,有很多好的东西,珍贵的东西,比如勇气、善良、奉献、智慧,这些都是我们要挖掘的东西,但现在的表现形式不像过去那样了,现在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关怀。随着时代的变化,外部环境的变化,表现出来的英雄情结、爱情、尊严、智慧,都不一样,但本质上这些东西是永远不变的,两千年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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