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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的祖国
传统女红与现代女性文化的对接
| 摘自:上海妇女2006年10月刊

“女红”是一个古老的词,“红”应读“gōng”,亦称“女工”或“女功”,是女性文化最精彩的世界,编、织、钩、缝、绣、剪、捏、贴,多少年来,被历史锁定家中的女人在这仅有的属于她们的方寸天地间淋漓尽致地证明自己。“女红”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任何区域都有类似中国称之为“女红”的女性艺术,是女性聪明才智的结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都市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传统女红离现代女性似乎越来越远。9月15日,作为上海市第九届家庭文化节的重要内容之一,来自台湾的陈曹倩博士为上海姐妹带来了美轮美奂的“母亲的艺术·中国女红文化展”。在现代文明之都上海,“女红”——这一传统艺术首次被如此聚焦,“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也因此而产生。
传统女红与现代女性文化的对接
策划/执行:浦东新区妇联 本刊编辑部主持:林华(现代家庭杂志社副编审 女性问题专家)

女红是母亲的艺术
陈曹倩(台北市母亲的艺术发展协会 理事长)

我在香港长大、在美国读书,完全是一个都市女性。从小没有接触过乡村,为什么我会对民间的女红那么感兴趣?我想,这份兴趣是源于感动。女红,小到荷包、鞋帽,大到衣服、被子,都是出自妈妈之手。妈妈们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艺术培训,她们的老师就是自己的妈妈。在做女红的过程中,一针一线都凝聚了她们的爱心,一图一字都寄托了她们的期望。正所谓“图必有意,意必吉祥”。
以前,织布、染布都是妈妈自己做的。裁衣服剩下的布不舍得丢,就被集中在一个小篮子里。一有时间,妈妈就会把它们拿出来接,过不多久又是一大块布了。这体现了妈妈节俭的美德。
母亲的伟大让我深深感动。10年前,我放弃了我的科学事业,开始把推广“女红——母亲的艺术”作为自己的使命。这次来上海办展,我就是希望能把母亲做的女红、母亲的心、母亲的伟大展示给大家。既然以前的母亲能够花那么多的精力来照顾家,现在的母亲是不是可以用1/10的时间、1/10的爱心来照顾自己的家?
我有4个儿子、1个女儿、5个孙子,他们出生没多久,我就给他们每人做了一床中国民间的百福被。为什么叫百福被?在乡下,哪家生了小孩,这家的外婆就会在村里挨家挨户地报喜,顺便要一块漂亮的小布。然后,外婆会根据这些布的颜色,搭配好,接成小被子。一块小布就代表一家的祝福,如果有一百片布,小孩就得到了一百家的祝福。
现在,大家都住在公寓里,忙于工作,隔壁邻居是谁都不认识。如果我们能在社区里发动起来,为自己家刚出生的小外孙去邻家要块碎布,再把它接起来,这不仅是对孩子的祝福,邻里间的感情也会更加友好。
提到女红,很多人都会抱怨:现在的工作节奏太快,没有时间做女红。其实,时间是你自己控制的。在欧美和日本,生活节奏也很快,80%-90%的妇女都是职业妇女。但是她们很喜欢做手工、做拼布,没有大块的时间,就今天拼三块,明天拼两块,小碎布就变成了一块大布。现在很多欧美的妇女,坐飞机的时候,都会从包包里拿出她们的针线活,你们无法想象,最现代、最时尚的妇女都在做女红。


失去的还会回来吗?
黄永松(台湾汉声杂志社 社长)
有人说,女红是老祖母时代的产物,长期以来,是“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和“三从四德”的封建教条用来束缚妇女的。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不要说社会改革开放,连妇女也早就解放了、平等了,走向了个性发展。女红已经失去了生存的条件和环境,只能放进历史博物馆了。
也有人说不。平等归平等,还是要吃饭,不论做什么都要讲经济效益。现在强调市场经济,旅游观光业正在发展,为什么不能使女红进入市场,让农民增加点收入呢?
还有人看到社会上兴起的一种“文化回归”的思潮,带着“捞一把”的投机心理,骤然间变成了民间艺术的弄潮儿。为了从那些“怀旧”的、“追求田园诗般生活”的和“发思古之幽情”的人们那里,得到更多钱财,制造了很多假民艺和假女红。由此造成了另一种假象,好像当今的女红非常繁荣。
应该怎样对待这些认识和做法呢?我不想简单化地论是非。若说他们全是错的,恐怕也不尽然。但若按其中的任何一种去做,也势必把我们的民族文化搅乱,使之陷入怪圈。关键是没有把握住女红的实质。
中国的女红文化在经历了3000年之后,发展到今天,已走在一个十字路口上。随着社会的变革,它已无法按照过去的方式生存下去,而当它还未来得及适应新的需要之前,或者说在人们的新的需要欲望还未培养起来之前,有可能会出现中断或部分的消失。事实上,有些不适应新生活的东西已经消失了,有的还在继续消失。因为这里存在着自发的发展和自觉的发展之区别。
过去女红的发展是带有自发性的,是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由此所出现的风气下造成的,女孩子从小操针弄线,既带有社会舆论的压力,又带有心理上的负担;现在情况完全变了,这种舆论和负担早已不复存在,相反需要在新的要求下给予引导和启迪,使其在女红的认识和操作上建立起自觉性。
今天的“女红”是在新的文化观念下所要培养的一种素质和技艺。这种素质和技艺,一方面可丰富家庭的文化生活,解决一些实际应用的问题,包括打扮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是妇女的自我肯定,是充实自我,实现自我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形式。这是中国女红在性质上的根本转变,唯其如此,它才能成为新文化,才能符合时代的要求。未来的女红,已非谋生手段,而是当作一种文化的休闲活动,在艺术创作中体现其自娱性。
我对中国女红的未来发展,之所以持乐观态度,是基于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所提出的“需要层次论”,即“生存——享受——创造”。当人类发展到了“创造”阶段,他们的要求更高了,已不满足于从商店买来的东西,总想标新立异,事事处处都要符合自己的审美观。于是,女人们又开始拾起针线,为自己、为孩子、为丈夫做起女红来。
应该指出的是,这是一种新意义的“女红”。往昔的生活压力没有了,制作的性质和目的不同了,甚至女红的形式特点也会起很大的变化。因为妇女们要表现自己,要做出花钱买不到的东西,这是一种带有自觉性的艺术创造。虽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会如此,但是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动起手来。
我们的母亲是伟大的,慈母的心是温暖的。只要母亲的心在跳动,即使暂时不做女红,也还会再拾起来,未来的女红可能在形式上发生变化、用途上发生变化,与新的生活更贴近了;然而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存在,也依然是中国的。
挖掘刺绣的观念价值
严诚忠(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作研究所 所长)
我长期关注的问题是产业经济发展和人类资源开发。我今天参观了三林绣庄,发现刺绣这个行当要成为一个产业相当困难,它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行业,绣品本身没有多少功能价值。如果要将其产业化,不能从产品本身的功能价值来考虑。但也不是说,这个行业就到此为止了。
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有两种价值。一种叫功能价值,也就是使用价值。另一种就是观念价值。我们拿少数民族的定情之物打个比方,他们的一双鞋垫就是定情之物,是女方千针万线绣出来的,但图案、色彩搭配得一塌糊涂。老实说,送给我,我都不要。但这一塌糊涂的东西就是传统,是历代文化的传承。它再丑,也有自己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观念价值。同样,刺绣如果要进一步发展,也必须从观念价值来考虑。
刺绣的发展还有一个优势,就是现在全世界都在流行DIY。如果我们三林绣庄更进一步,搞“在人指导下的DIY”,会更有文化档次、更有有发展。
现代女性在外资企业上班,工作之余如果还想有些文化传承的话,就可以到绣庄来消磨半天。绣庄帮你把线配好、图画好,再进行些专业的指导,你今天来绣一点,明天再绣一点,只要绣完一个作品,绣庄就发个鉴定证书给你。如果你把这个作品送人,这份价值远不止一个欧米茄手表,这就叫文化。很多东西的价值都是这样产生的。
一个绣娘靠自己一针一线刺绣,固然是她的工作,但她价值的实现还应该体现在指导他人方面。我觉得这样做不仅可以解决刺绣业的问题,其他很多传统工艺也能逐步成为一种文化普及现象。


给传统女红艺术注入现代意识,给现代女性文化增添传统特色
傅燕君(浦东新区妇联 主席)在上海这座城市里,传统文化曾经遭遇粉碎性骨折,无论是二、三十年代的五四运动,还是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凡是倡导传统文化的,都会有落后和四旧甚至反动的嫌疑。然而,女红对于构筑整个中国文化的性格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她那对生活美的创造,充满了女性对美的理解和追求,她像一泓春水,不仅滋润着民族的精神,也以其独具的风格流入全人类的文化海洋,显示出本民族的气派和特色。
上海是我国最早萌生现代女子教育观的地方,也是现代女性意识最为浓郁的城市。今天,当上海再一次融入世界并且取得初步成功时,我们突然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哪怕是在上海最时尚的人群和最前卫的领域中,“传统文化”都已经不再是一个贬义词,“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越来越多类似女红的文化开始回归:形形色色的DIY手工制作正在成为白领丽人的一种新时尚;以学习经学、弹琴、围棋、吟诗、作画、刺绣、茶道和剪裁等传统大家闺秀所必备技能为主要教学内容的“淑女学堂”越来越多地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的一种召唤。可是,更多的白领女性,对中华女红曾经有过的辉煌灿烂一无所知,她们追逐的,只是一种现代时尚。
作为一个妇女组织,我们更加关注和热衷的,是对女性文化现象的准确把握和及时引领。我们要做的,是在传统女红与现代女性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给传统女红艺术注入现代意识,给现代女性文化增添传统特色,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对接,使上海女性更加全面地丰富自己、滋润社会,给城市增添一种平静的美感,打造出一张清丽可人的城市文化名片。一座融传统文化、当代文明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将使传统文化展现出无可比拟的当代价值。


女红让女孩更像女孩翁敏华
(上海师范大学女子学院 副院长)翁敏华(上海师范大学女子学院 副院长)
我们这一届女子学院的学生学做女红已显得迫不及待了。因为她们早已从学姐那里听说了学做女红的快乐。她们在学了点女红之后,纷纷把自己的体会写在纸上或短消息上传给我,让我分享。
“女红”这个词汇,对于她们这些80后的女孩儿来说,原本只是在张爱玲的小说里、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里读到过。她们把“学点女红”看作“重拾传统”。
“锦心、绣口、巧手”六字,是女红课的目标。史湘云当年大啖烤鹿肉,别人大惊失色,她曾豪迈道:别看我们现在吃血茹毛,等一会儿我们还是“锦心绣口”呢。这后面再加“巧手”二字,正是对她们的期望:内心美丽、口头表达美丽之外,还要有双灵巧的手。初学女红,女孩们的心情是既好奇又兴奋,看着面前一堆嫩红水绿的绒线,眼角眉梢都洋溢出喜欢来。
起头、起头、起头,吭哧吭哧的,万事开头难呵!会起头了,老师说已经成功了一半。
学了点女红之后,女生宿舍更有淑女闺房味道。饭前课后,闲暇时分,你我捧出毛线棒针,手起手落,笑语欢言间,手套慢慢像样,帽子渐渐成形。当然也有大惊小怪的呼叫:“我漏针了,快帮帮我!”“哟,我的针怎么拔不出来了啦?”
姐妹情,浓浓地洋溢在这样的秋夕春晨。
“学了点女红之后,我们母女关系更加密切了”,这是一个女孩的原话。母女关系,本来就应该有点“腻”的,可是长久以来“读书啊!读书啊!”的声嘶力竭,令母女们冷淡了其他话题,女儿亦少有机会向妈妈请教点什么。学女红,把母女俩一下子拉近了。你教给我一种针法,说是外婆传下来的;我教给你一个花样,则得之于学校的家政课堂。手把手,心贴心,两人还策划着合而为一创造出一种新花样来。这样的画面,这样的温馨画面,多长时间不见了?怎么就不见了?不能让它就此不见了呵!母女,本来就应该兼有“闺中腻友”的意味。
当然也有另类声音。一位单亲家庭的学生,她跟爸爸共同生活,她爸爸还是位中学校长。看见女儿业余时间摆弄这“劳什子”,立即火冒三丈,怒道:“弄什么弄?雕虫小技!学会了又能怎样?就可以做人上人了?”那女儿也不是个吃素的,反唇相讥道:“干嘛动不动就要做人上人?做个人中人不好么?再说了,王安忆、张爱玲、许广平、宋氏三姐妹她们,都会做女红,还做得相当好,也没影响她们成为‘人上人’啊!”驳得那做父亲兼做校长的哑口无言。
绝大多数家长极为支持我们的女红课。他们看到自己宝贝女儿惯于上网、惯于发短消息的宝贝手指,竟亦能把一绞绞、一团团的“绕指柔”,变戏法一样变成一件件衣饰,甚至工艺品,惊喜万分,“乐得合不拢嘴”。
学了点女红之后,同学们将自己编织的三十几副手套,于重阳节那天送给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以表示对他们深深的敬意。抗战老同志们收到这些编织得还不十分平整的手套,激动得很。他们管它们叫“温暖牌手套”。一位叫韩祥林的老先生还特地写来了感谢信。
学了点女红的女生,自与没学女红之前不一样。连她们自己都感觉到,心更静更细了,更有情趣了,“更像个女孩子了”。


刺绣作为传统女红,也是一项妇女文化活动
沈春雷(三林镇 党委副书记)
三林刺绣发端于元朝,到清代已经发展成熟,后来又延续至民国,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三林刺绣以线细、行针密、针法多样、色彩丰富、精致细腻不留针线痕而著称。三林刺绣中的“抽拉雕”技艺更是一绝。上世纪20年代末,广大三林妇女以刺绣为业,闺阁家家架绣棚,妇姑人人习针巧,掀起了三林历史上第一个刺绣高潮;70年代,村民陆根娣专门为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刺绣服装;80年代,三林绣品厂的康美丽还跨出国门,赴法国卢浮宫作刺绣表演。
随着时代发展和城市化建设的推进,三林刺绣这一本地优秀民间工艺逐渐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为了保护和传承三林刺绣,2005年3月28日,三林镇成立了“龙之绣”艺术社。我们把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从事刺绣的妇女组织起来,通过座谈、交流、回忆,重新激发她们对刺绣的热情,让她们志愿为三林刺绣的传承发展献计献策。
刺绣作为传统女红,也是一项妇女文化活动。它可以培养妇女对美的发现、对美的认识、对美的热爱、对美的追求、对美的创造等诸方面的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能潜移默化地提高妇女的内在涵养,进而改造其自身的整体形象。因此,我们积极引导三林妇女将文化视线更多地投向三林刺绣。镇文化部门定期进社区,举办三林刺绣艺术沙龙,让社区妇女姐妹交流刺绣技艺、评赏刺绣作品、畅谈创作心得,既增进友谊,又陶冶情操;组织文艺爱好者,精心编排反映三林刺绣的舞蹈,通过演出宣传,唤起人们对三林刺绣的美好回忆,增添了地域文化的认同感。镇妇联成立了一支业余时装表演队,通过展示三林刺绣服饰,倡导精致美好生活,推进文明着装等家庭文化礼仪建设。中小学、幼儿园在校园开设刺绣兴趣班,请老绣娘、刺绣行家手把手地传授刺绣技艺,从小培养孩子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之情,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刺绣女娃”让人们看到了三林刺绣的美好未来。


女红的明天会更好
陆建民(上海市妇女研究中心 主任)
女红,从我看到这个词起,就一直把“红”念做hóng,而且有一种自豪感,觉得普普通通的针线活,经心灵手巧的女人做出来,就应该是一种充满美感与浪漫感的艺术品。近日上网查了一下,方知这“红”原本应念做gōng,有几分失落,但从理性的角度看,这应该更接近女红的本义。
“女红”在漫长的原始社会、农耕社会中实际上是女性的“专职”,也是维持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劳动之一——“衣食住行”,“衣”位居首位。然而千百年来一直被幽闭于家中的妇女,因为与习文弄墨无缘,与社会的政治活动及主要经济活动无缘,于是众多的妇女在履行其生产职能的同时,也将其聪明才智、其内心的骚动、其对生活的诠释、对美的渴求倾注于“女红”之中,因此各个民族、各个地区有了如此缤纷多彩、蔚为壮观的女红作品。
在我看来,中国现代女红艺术有如下发展趋势:
传统与现代的对接。既保留传统女红的内核——女性对生命的感悟、对美的追求和对未来的期盼,又吸纳、融化众多的现代元素。比如“三林绣庄”的部分作品,就吸收了西洋油画注重光影变化、显现立体感的特点,通过多层薄纱层层递减的刺绣方法,表现山水自然美景,给人一种近实远虚的朦胧美感,从而使得刺绣艺术在表现方法上获得了新的飞跃。
民族性与地域性的对接。女红作品有强烈的地域性。黄土高原的粗犷,江南水乡的灵秀,北方女子的纯朴,南方女子的娟美,在各地的女红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并由此汇成中华民族女红作品的总体特点。因此在吸纳现代元素的同时,保留地域特点是现代女红艺术的根基所在。
“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对接。在专业人员创作继续走向繁荣的同时,普通民众的创作将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方面,民间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女红创作依旧存在;另一方面,作为日常休闲生活的一部分,一些“白领”也会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学习女红、飞针走线,使自己及自己的家庭生活更丰富多彩,因此由专业人员作指导的“绣吧”将会出现在街头。
精品制作与专业化生产的对接。作为女红艺术的典范,精品制作依旧存在。与此同时,借助于电脑、机械等工具,昔日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的高档的女红作品亦将通过产业化生产而走进寻常百姓家,实现女红艺术与日常生活用品的对接。建议“三林绣庄”等经典女红作品制作者借世博会之契机,探寻通过产业化生产将女红创作以礼品方式推出上海、推出国门之途径。
另外还有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女红已不是女性的专利,有越来越多的男性正在加入到女红作品的设计、制作、推广、销售等领域,这将有利于中国现代女红艺术的繁荣,女红的明天会更好。


女红是一种生活技能、一种生活艺术、一种生活文化
张静(上海市妇联 副主席)
女红是一种生活技能、一种生活艺术、一种生活文化。
作为一种生活技能。女红反映了三种能力。第一,是动手能力;第二,是构思;第三,它给人一种灵巧。现在好多人都会用电脑,但拿起针来却很笨拙,这不是大家不会,而是没有机会。女红诞生时,就是一种生活技能,它是母亲生活的需要,之后,女红可以作为一种产品交换,它就成了一种生产技能。
女红是一种生活艺术。我觉得生活中的灵感、情感、创意都在女红作品中显现出来。尤其是这次的“母亲的艺术·中国女红文化展”,让我不禁为我们中国文化的底蕴而感动、为我们社会默契的认同而感动、为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渴望而感动。
女红是一种生活文化。它是我们生存的智慧孕育提炼出来的一种文化,它源于生活,是生活的情趣带给它创作灵感、创作激情,也正因此,它也高于生活,体现了创作者追寻美好、陶冶情操的一种向往。女红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具有我们民族的一种情结,它是我们地域文化、风俗文化的一种象征,它又是我们中国社会的一种默契认同,到哪都能看到它鲜明的风格神韵,到哪它都是“中国的”。这种对于中国文化的默契认同是我们的根,它是不可替代的,它植根于我们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并由此形成了一种生活底蕴、生存寄托。这种生活文化是我们国家民族的一个大文化。
另外,我觉得传统女红对现代女性有三大好处。
首先,女红为现代女性提供了一种积极的休息方式。它可以使你安静下来,静也是一种生活状态。现代人大多很浮躁,往往做着这件事想着那件事,女红可以让我们静下心来、聚精会神地做一件事。其间,你的身心得以放松,我觉得,这是现代人非常需要的。
其次,女红是一种锻炼。动脑构思、动手制作,每个人都需要。有人说,女红就是女性的事,我不太认同。我有个男性朋友,他就毛衣织得特别好。都说裁缝是女的,宁波的奉帮裁缝不就是男的?其实,女红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东西,是中国民间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以往它是母亲的专利,现在,只要你能静下心来就可以参与。
第三,女红会给你带来一种个性化的成就感。现代人都讲究个性、追求创意。其实,女红的制作过程就是一个创意的过程。当你的想法变成了一件作品,你的成就感必定油然而生。自己设计制作的女红,倾注的是你对他人的尊重与祝福,当你把这份“独一无二”赠送给友人时,相信它的价值远不止其本身。
中国女红是中国民族文化独具魅力的一种文化样式。它不仅是母亲用自己的感情牵引着自己的父兄、子女,其实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厚重的凝聚力的重要渊源之一,是我们不断弘扬提升的中国文化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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