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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的祖国
让我们的幸福像花儿一样绽放
策划/执行:上海婚姻家庭研究会 本刊编辑部主持:孙小琪(上海市妇联副主席,上海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现代家庭杂志社社长、总编) | 摘自:上海妇女2006年11月刊

幸福和文化、经济的高低不成正比
李娜娜(拉祜族,拉祜酒家 经营者)
作为一名拉祜族女子,我从小在云南边陲长大,结婚以后又在上海昆明两头跑,对地域差异的种种感受很深。我认为幸福也存在着一个地域差异。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和生活在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对幸福的感知是大不相同的。而且我个人觉得,幸福和文化、经济的高低不是成正比的,并不是文化高,经济发达就一定很幸福。相反,可能文化高思想丰富的人可供比较的对象也更多,欲望被激发,幸福感也会降低。
我的族人和许多我们附近的民族,如傣族、佤族、哈尼族,都生活得很快乐。其实他们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因为农业大多是靠天吃饭,所以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歌善舞的性格,好像是融化在血液里的快乐的天性。而且大家之间也没有什么攀比,每家的生产水平都差不多,或许这家的收成会比另一家好些,因为它的田地更靠近水源,那么另一家也会努力地向它靠近,但是大家的关系还是很融洽。
每天劳动结束后大家都聚在一起,泡一壶烤茶,随着茶香弥漫开来,大家每个人分到一杯。品着醇香的茶,他们兴之所至,唱歌聊天,或者把家里开心的、不开心的事都说一说,在这个过程中把烦恼也化解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境界吧。
我认为女性做事业,只求做你爱的事业,你有热情去做的工作,而不在于赚了多少钱。就像我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把我的小姐妹从大山里带到上海这个大城市,让她们见大世面,我就觉得很快乐。
我们店里的拉祜族女孩子也是,刚来的时候是8月,天气很炎热,还要学做店里的许多事情,她们觉得很辛苦。但是现在她们已经逐渐适应了,而且在劳动的过程中也学到了许多东西,现在她们一个个都是笑容满面,有时候还给店里的客人演唱民族歌曲,动听的歌声在餐厅里萦绕,诉说着她们对美好幸福未来的向往与追求,经过的人,都不由停下脚步,贮足聆听。


幸福就像一只停在枝头的小鸟
李淑媛(现代家庭杂志社 编辑)
记得小学时代有一篇课文“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老师告诉我们:到了21世纪,我们每个人都能过上这样的幸福生活,这就是80年代对幸福的典型憧憬,现在想来或许有点可笑。但是我从小到大一直没有停止对幸福意义的探寻,在生活中,在浩如烟海的文学著作中……到了大学时代,我在书上读到这样一句话:幸福就像一只停在枝头的小鸟,当你屏住呼吸悄悄地靠近它,要把它抓到手里的时候,这只鸟就飞走了。也就是说:幸福是可遇不可求的,刻意为之会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努力接近幸福。
作为一个上海女性,要想获取幸福,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就是有一份自己愿意付出的职业,这份职业不一定是事业或工作,也可以是全职太太或者全职妈妈。我本人并不提倡女性回归家庭,但是把自己人生中特定的一段时间留给家庭是未尝不可的。有些母亲会在孩子刚出生时,全身心地投入在他身上,看着孩子点滴的成长,也是一个感受幸福的过程。比如杨澜,在两个孩子出生时,推掉一切事务,花一年的时间来陪伴孩子。虽然减少了和外界的接触,但是她作为母亲的自我价值得到了完好的实现。
职业是很容易给女性带来幸福的,处在失业状态会让女性的幸福感降到很低的程度。但也不是说有一份职业就足够了,这份工作还要能激发女性一定的事业心,让她们乐在其中。整天混混噩噩,混日子的工作无异于浪费人生。
第二点因素就是一个稳定健康的家庭,这个家庭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两口之家或者三口之家,也可以是单人的家庭。现在上海的大龄单身现象很普遍,许多人甚至觉得一个人过也很不错,这样的家庭只要有积极健康的精神疏导渠道,也是可行的。家庭,最主要的就是给你一个精神寄托,在关键时刻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后台。单人的家庭如果有一群非常要好的朋友,能经常聚首,畅谈心事,达到感情上的沟通,也是一种很好的精神寄托。
第三个途径就是女性要在生活中寻找点滴的快乐,这种寻找其实是需要一定的能力的。比如我们常看到有些人老是觉得处处不顺心,牢骚满腹,而有些人则天天乐呵呵的,在很多事情上能发现乐趣,这种人就是特别具有寻找快乐能力的人。
我认为在这方面,女性比男性做得更好。许多和我年龄相仿的女性,会在闲暇时做一些女工,绣十字绣,绘画等等,养性怡情。许多小事,甚至是买了一件新衣服,化了一个淡妆被称赞了,或是做了一桌好菜,都能给她们带来很大的快乐。感知生活琐碎的点滴,并把它化为快乐的源泉,是非常有利于女性身心健康的。


幸福就是一种和谐平衡的状态
张(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 副教授)
和谐和幸福之间是息息相关的,中华民族是最讲究和谐的民族,儒家传统提倡中庸之道,中庸代表了中国古人对于至真至美状态的一种理解:不左不右,非此非彼。我们常见的太极图,就是以混融的意象表达了我们先人追求平衡、追求相互协调的精神。但是在历史进程中,这种主观性的把握又很容易为物质基础所冲破,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使社会非常不平衡而且走极端,家家户户安防盗窗、防盗门;对公共安全的信任度变低,人和人的距离变远;为了防诈骗,不敢和陌生人说话,不敢相信陌生人。这些现象都很让人失望。我在这里无意于恢复传统,但是和谐、平衡的心态确实有利于我们人生的完整与幸福。
心理学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创造就是幸福。就像小孩在海边用沙子堆城堡,城堡被海浪冲走以后,他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这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城堡,成就感带来了愉悦的心情。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生目标的实现会带来幸福。所以人应该学会把总体的目标分解成几个阶段性的目标,随着阶段性目标的不断实现,就能得到多次幸福。相反如果把目标定得很高,通过十分艰苦的努力才最后达成,就只能获得一次幸福了。从中我们看到,心态和方法在幸福的达成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80年代,我的一个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同事,在学校评级中没有评上职称,而他在工厂工作的妻子却评上了。他为了排解心中的不平衡,就发表如下言论:我妻子为了庆祝,买肉请客,然后吃胖了一点,而我在学校不用坐班,就在家中多睡觉,结果也能长胖,达到和她一样的效果。这虽然是玩笑话,但是也反映出这位同事的心理调节能力很好。
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一份市民文明素质的测评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3020份问卷中,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是年纪大的人比较高,最高的是65岁以上的老人,其次是55岁到65岁的老人。在我们的思维中,老人的经济条件和住宿条件都是最差的,为什么他们反而感到幸福呢?其实这里牵涉到一个参照系的问题,老人的比较是纵向比较,和自己的过去比较,现在的生活质量当然好多了。所以说幸福是一个动态的,主观的概念。如果经常进行的是横向比较,攀比心理滋长,人的不幸福感自然就很高了。
和谐平衡是一种由内而外,由个体到一般的状态,一方面要强调个人保持良好的心态,一方面和谐平衡的社会大环境也十分重要,政府和社会要为个体幸福的实现而努力,消灭种种不和谐的因素。老子曾这样描绘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虽然带有某种政治乌托邦的色彩,同时也反映出,社会越是复杂越是发展,社会矛盾的处理便会越困难。但是我有理由相信,中国,这一拥有悠久和谐传统的国家,一定会顺利走过社会激变期,带给人民圆融美好的幸福生活。


一根鱼刺带来的幸福
任雪蕊(《为了孩子》杂志 首席编辑)
和朋友一起在崇明度周末,品尝当地的鲜鱼。正吃着,一根刺卡在了喉咙里,吞了大半碗饭,喝了一小碗醋,去臭烘烘的厕所、张大嘴巴、对着镜子仔细搜寻……都没有用,那根刺反而扎得更深,连吞咽唾沫都疼得厉害。
一桌朋友,刚才还聊得笑声一片,此刻都一个个撤去笑脸,关切地盯着我的喉咙。我故作豪爽:“没关系,你们继续吃……”可我在一旁苦着脸,别人如何继续?
找到附近一家乡村小医院,一位懒洋洋的中年女医生让我张开喉咙,“丝”的一下,那可恶的鱼刺就离我而去了!
我收紧嘴巴,畅快地大咽一口,一阵从未有过的轻松,袭上心头。我大声称赞中年女医生技术高明,对她的冷漠丝毫不计较,认定那是高手的超然。
走下医院的楼梯,那漆斑剥落的墙面显得那么有人情味,院子里灰扑扑的冬青树一派生机,连零乱停放的自行车,都显得错落有致,自有一番日常生活的亲切感。出得医院大门,那几家灰头土脸的小商店,俗不可耐的店招,粗鲁的汽车喇叭声…… 一切都让我觉得有趣,生活真美好啊!
很多年没有被鱼刺卡住了,喉咙里一直光溜溜的,我却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直到去年那个秋天的午后,我走下医院的楼梯时,才强烈地感觉到,一个人喉咙里光溜溜的,没病没刺,那是多么大的幸福!
如今,汽车、房子、升官、发财……这些东西都成了幸福的基本指标。可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一旦这么理解幸福,你总会很快就失去幸福,因为永远有更豪华的房子、更昂贵的汽车、更高的官位、更大的横财……在前面你够不着的什么地方,远远地看着你。于是,你更努力、更拼命、更发狠……人生,就这样不知不觉变成了对可望而不可及的“幸福”的焦虑。
每当看到别人陷入了这样的焦虑,我就会想起崇明岛上的那根鱼刺。也许,将视线收回来,细细观察我们身边的事物:一幅用心拍得的照片、一碗清口的萝卜汤、一本有趣的小说,一封来自朋友的好玩的电子邮件……将心思放平和,从容地体会这些人和事,人生不也处处有幸福呢?


幸福的衡量标准具有不确定性
徐安琪(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 研究员)
国家重视人民的幸福感是好事,以前只重经济指标,GDP被提到很高的地位,现在国家开始关心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实际感受,考虑人文的民生的问题,应该是一个进步。但是心理指标的涵义是很不确定的,其中可能存在地区的差异,而且可能个体的差异比地区的差异还要大。我们曾进行过一个婚姻质量的研究,设计了一个开放式的问题,让受试者回答:你对婚姻幸福的理解是什么?结果个体差异非常大,比如广东地区的一些农民,就认为有儿有女、儿孙绕膝就是幸福,而有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就要求爱情要达到一定的程度。
对于”幸福“这个含义本身存在千差万别的指标,能不能用来测量,作为政府的政绩,或者用来衡量地区差异,我表示很怀疑。
而且现在的专家用各自不同的指标,指标本身也存在差异。比如英国的一个对几十个国家满意度的测量公式是:(对生活的满意度×人均寿命)÷人均资源的消费。按这个指标来算,美国这些发达国家,人均消费水平很高,但是对资源的消耗也很大,总的排名就比较低了。在实际测量中用各不相同的指标,当然也可以认为幸福是有多维度的,但是现在究竟有哪几个维度也还没有定论,要对幸福有一个全面客观的反映确实是比较难的。
同时测量的方法不同也会有不同的结果。如美国的两套方案,一套先问受试者的幸福度,再问具体的项目,一套反过来先问具体的项目,再问受试者的幸福度,那么后一种测试方法得出的幸福度和具体项目的关系就更大。
所以对于女性的幸福感不可能给出一个统一的模式,说它最科学、最理想化、最值得提倡。就像有些人比较注重事业,有些人更看中婚姻状况,而有些人没有职业,则认为健康最重要。尊重个体差异,尊重人们对各自幸福的不同追求,我想,才是比较人性化的行为。如果被指标控死了,或者地区之间争相比拼指标,是不是又会像GDP一样,进入新一轮的物化循环中呢?


比获得幸福更重要的是追求幸福的状态
翁文磊(杨浦区妇联 主席)
我刚到妇联时,结合专家研究和自己对家庭的体验,开设了一门有关婚姻的经营的课程,这门课在当时非常受欢迎,但是我的丈夫却时常告诫我,人要时刻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有危机感,如果一味沉浸在幸福中,就会很满足,自己的人生空间就不会有所发展。回顾自己家庭构建的过程,我觉得幸福是非常私人化的内心体验,它来自于人们对自我和生存环境的认知。幸福是个动态的过程,我虽然不能说自己一直很幸福,但是我一直在追求幸福,希望自己的生存状态更好。
人们常常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也就是说,人没有完全的幸福状态,当人沉浸在完全的幸福状态中时,会对危机和问题缺乏敏感。另外,人的个性也非常重要,“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不无道理。美国有一个研究,给观察者看一些人几十年前中学时代的照片,让他们评论哪些人比较乐观,哪些人比较悲观,然后追踪照片上的人目前的生活状况。发现那些小时候比较阳光的人后来的生活状况也比较好,而那些小时候就非常严肃悲观的人后来的生活果然也是坎坷不断。所以我认为,就人的幸福而言,乐观积极的态度可能更为重要,它能让你比别人更容易接近幸福。
我在社区中曾遇到这样一位妇女,她的丈夫吸毒十年后患绝症去世,她自己也被查出患了癌症,但是我在她家没有看到任何悲悲戚戚的场面,房间还是整理得干干净净,人也收拾得很精神,她女儿也很懂事,性格活泼开朗,她还对我们妇联工作者说:“我不会因为现在你们帮助我,就一直依赖妇联,将来我们一定能够靠自己!”我觉得这是上海女人典型的精神状态,不管在怎样的生存境遇中,都活得有尊严,都自信、自强、自尊、自爱。一个人怎样看待这个世界,是决定他幸福感很重要的因素,
就我们国家而言,从极端地关注经济指标,到十六届六中全会把“人民幸福”提到这么突出的位置,这个发展趋势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我们社会需要更多的专家和决策者去关心除了GDP之外的社会状况。我们期待学者在做研究的时候,更注重实证研究和行动研究,让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起到促进人们幸福的作用,而不是为了做研究而做研究。
作为妇女工作者,我们在大力倡导文明、健康、幸福的生存理念的同时,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当人们尤其是妇女因为感到不幸福甚至痛苦而前来寻求帮助时,我们有没有能力让她摆脱困境,走向幸福?这就需要我们探索妇女工作进一步专业化的途径与方法,正如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所说的:“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我们呼吁有关部门应该在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方面加大投入,同时也相信我们妇联组织在提升家庭的幸福感方面会有所作为!


幸福是一种最不能欺骗自己的感觉
孙小琪(上海市妇联副主席,上海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现代家庭杂志社社长、总编)
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国家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首次把关心民生问题、民情问题提到一个很突出的地位上来。在今天方方面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上海妇女怎样提升自己,融入整个社会努力的方向中去;我们时代的妇女把幸福定义在怎样一个层面上?都是我们这次讨论关注的话题。
幸福是一种最不能欺骗自己的感觉,没有高低贫贱之分,王侯将相,商贾平民,不管身处那个社会阶层,幸福感却是最自我、最直接的感受。自古以来,在我们祖国这片辽阔而丰饶的土地上生活着的人民,就以吃苦耐劳、勤劳勇敢闻名。我们的妇女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中积累的美德,有它可贵的一面,却也存在它自我束缚的成分。对于今日女性是要扬弃还是要珍惜,值得我们深深思考。
国家提出幸福感,可以说是对于人民生活质量的一种引领。作为我们妇女工作者,要大力鼓舞上海女性追求幸福的勇气和信心,这种鼓舞带有反封建,反世俗的性质,试想:如果每个人都没有勇气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又怎么谈得上幸福呢?但这一步对上海女性来说,可能是不容易的,这里有社会地域的因素,也有传统文化的因素。王安忆在长篇小说《长恨歌》中塑造了一个上海女性的典型形象,让我们看到了上海女性的精细,她们很精致地构想着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可能牺牲掉自己内心的对幸福、对情感的追求,这和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是有违背的。
所以我们更要鼓舞她们,让她们拥有直面人生的基本态度,使她们勇于接受人生的不公平,接受差异,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改变命运。只有女性自身先和谐起来,整个社会的和谐才是指日可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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