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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的祖国
这里的青春最闪耀
策划/执行:上海市公安局妇委会 本刊编辑部 | 摘自:上海妇女2006年12月刊

          主持:陆超群(上海市公安局妇委会  主任)
    维和女警——一个响亮的称号。她们是一群不平凡的女性,值勤时头戴联合国的蓝色钢盔,全副武装显得英姿飒爽,在普通人眼中可能还带着那么一点不可思议的神秘色彩;她们又是一群平凡的女性,用她们自己的话来说,一直生活在祖国和平的天空下,也希望照顾好自己的父母、丈夫,然后培育健康可爱的孩子。这里有她们最真实的感受,最质朴的话语,地球另一端的峥嵘岁月在她们人生的航道上刻下了怎样的轨迹……
    艰苦的条件是对自己可贵的历炼
钟灵(上海市公安局团委副书记,2004年9月—2005年4月,参加中国首批维和警察防暴队赴海地执行任务,任警队法语翻译。)
   我和金慧敏、乘冬琳三位女警2004年参加了赴海地的维和任务,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派谴成建制公安防暴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前被派驻的都是单个维和民警,或者工程兵,能把握住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机遇,我们都感到十分幸运。
    我毕业于警官学校的外事管理专业,一想到所学本领可以大展身手,不禁跃跃欲试。可是同事们都觉得防暴队和我结合不起来,也曾有人戏言:“防暴队去的都是峰火硝烟的地方,还要直接面对骚乱的暴徒,看看你单薄的样子,别人不来保护你已经很不错了。”我就是这样拼着一口气去的海地。
    条件的艰苦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早有准备的,我作为翻译参加了首发30人的先遣队,要在3个月里,为即将来临的100多人的大部队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刚到那,营地也没有确定,我们就住在旧工厂的一个临时大仓库里,营地的选址是一块荒地,而且有斜度,不适合建筑,可以说所有的条件都是未知数。先遣部队要建设基本设施,熟悉首都太子港的地形、道路、交通,建立与联海团(联合国驻海地特派团)的联系,我们感到的是紧迫的使命感。
    在那里性别差异被缩减到最小,女队员丝毫没有认为自己肩上的担子应该轻一些。值勤时一辆装甲车里通常是6个人,4名战斗队员,1名医生,1名翻译。作为翻译,我需要经常下车向当地百姓了解周边情况,每到一个任务点,都要先和执勤的其他国家的警察交流当天的状况,做好交接。因为战乱,当地的公共卫生设施都已经瘫痪,没有公共厕所,所以我们在值勤前尽量不喝水,防弹衣和头盔加起来有30多斤,热带气候下的海地,即使到了11月,烈日当头时温度还是很高,大量的出汗引起水份的快速蒸发,而最长的执勤时间可能达到12小时,汗水结在衣服上又痒又痛。
    营地的仓库里,我们和男队员住在一起,没有什么分隔,需要换衣服时就把被子披在自己的蚊帐上,被战友们笑称为“大变活人”。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大家充分发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集体生活让每一个人学会了幽默处之。我们上厕所、洗澡都是在临时搭建的塑料房中,吃的是特制的海军野战食品,天天都是一样的菜色,不免令人感到乏味,联合国提供的食物中,最多的就是胡萝卜、土豆,帮厨的同志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常常是早上蒸土豆,中午土豆丝,晚上土豆块。有一次休息的时候大家在一起聊天,谈起此时的奢望,感慨颇多:“就想喝一碗浓浓的豆浆”,“就想在浴缸里泡个热水澡”,“好想去看一场电影”……这些在国内想做就能做到的事情,在那里都变成了奢望。
    一年多过去了,在海地的日日夜夜,作为一段难忘的记忆刻进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不知不觉中,我不论是心理还是生理各方面都变得比以前更坚强了。出国前我是浦东分局出入境管理办公室一名普通的外事警官,在太阳城执行驻守任务、押运缴获的毒品、解除武装、为当地警察局提供武力支持……在一次次的历炼中,我已经能准确地从枪声中辨别枪响的方向和枪的种类,队友们经常开玩笑说,经过这次维和,钟灵也可以去当个女特警了。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经过这次非常环境的锤炼,让我在优秀警察的道路上又更进了一步。
交流和学习提升了我的法律素质


朱英华(现为浦东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办公室副科级主任科员,2005年7月—2006年9月,在联合国科索沃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科索沃任务区成立于1999年,在我们进驻的时候已经进入维和的第四个阶段,联合国警察的主要任务是指导监督当地警察的工作,可以说整体形势比海地稳定一点。作为参加维和的民事警察和过集体生活的防暴队员不同,势必可以接触到许多具体案件,熟悉欧美国家的法律体系及其运作情况,这是吸引我去科索沃的最大理由。
    7月10日到廊坊集结,进行出发前的集训,7月16日我们就踏上了前往科索沃的征途。到达首府普里斯蒂纳的前一个星期进行新警培训,期间要为自己找到合适的工作,我们维和民事警察将分散在从地方到首府的各个不同的岗位上。
    很快,我找到了内部调查的工作,负责警察队伍的纪律检查、涉及警察的交通事故、枪支使用不当事件的查处,受理对司法程序的投诉和司法赔偿的要求。整个任务区有来自48个国家的2500名维和警察,由于社会文化的差异引起的投诉事件可谓经常发生,再加上当地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使得许多案件在处理过程中都会触及敏感问题。
    联合国对于维和警察的处分有不同的等级,最严重的就是遣送回国。在我的记忆中有这么一个案件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一名外国警察因为酒后驾车,造成了事故,按照联合国的法律这是相当严重的违纪,我给他的处分就是遣送回国。虽然酒精测试铁证如山,但他还是对我们的司法程序提出了上诉。在听证会上,我面对来自世界各国的10多位听证委员会成员用英语陈述了案情和我们的处理情况,流利地回答了委员们的提问,有礼有节地处理了敏感的案件,还赢得了任务区行政总警监德国人的赞扬。
    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比较开放,需要深入到当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工作中和其他国家的警察接触也比较多,虽然之间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荣誉有互相竞争,但是也建立起了互相帮助的国际情谊,让人很是感动。
    2006年元旦的清晨,我没有像在国内一样享受假日,正驱车赶在上班的路上。当时科索沃已经进入雪季,零下20多度的天气,滴水成冰,每天早上开车前,都要用热水把冻住的车门浇开。这时,我的车胎被扎了,一筹莫展之际,路过的一名其他国家的维和警察主动停下车来帮我把轮胎换好。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人和人互助的精神反而更强烈了,让我感到大家都是在同样的环境中接受锻炼的同事,不分肤色不分语言地团结在一起。


女队员成了危险环境中的一抹亮色
金慧敏(特警总队一支队女子特警大队副大队长,2004年9月—2005年5月,参加中国首批维和警察防暴队赴海地执行任务。)
    以前在电视新闻里也看到过战地的危险和混乱,但是一切真是要到身临其境才会有实感,就像我们刚到海地的时候,长期在和平环境中生活惯了,听到最初的枪声还以为是放鞭炮。后来有战地经验的老队员告诫我们这里是西方国家,没有放鞭炮的习俗,才强迫自己绷紧了一根弦。
    最初的几次值勤,因为对海地的情况还不是很熟悉,同志们照顾到我们的安全,没有安排女警出勤。但是女同胞们不甘心坐在营地里,都已经来到了火线,哪有不接受考验的道理!于是我们主动请缨,承担和男同志一样的任务。
    我也曾亲身经历了激烈的巷战。那次出勤的任务是,捉拿当地反政府武装的二号人物,由我们和当地特警配合,用我们的装甲车做掩护,在巷道里推进。一阵激烈的枪战后,男同志都下车开始围捕敌人,领导让我在车上对着一片开阔地警戒,如果有反政府武装的人出现就可以当场击毙。那天特别炎热,我穿着厚重的防弹服,在一只大闷罐似的装甲车里严阵以待,不觉间已是汗流浃背,也分不清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闷热。后来,广播里终于传来了解除警戒的信号,二号人物以及三个余党被击毙了,这时我们才总算松了一口气。
    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女警的作用才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努力向人们传达着爱和希望,立求为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度带来一丝温暖和清新之气。当地的社会经济已经全面瘫痪,人民生活异常困苦,很多市民家里都是一天吃两餐饭,女警们外出执勤时都会为饥肠辘辘的孩子们带去糖果和食物。2004年11月30日,防暴队组织开展了到达任务区之后第一次的社区警务活动,前往太子港一所教会学校和教会救助站,看望学校的儿童和救助站的老人,送去了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孩子和老人们载歌载舞地和我们联欢,每个人脸上都绽开了笑颜。这时外面的动荡和危险似乎暂时远离了我们,人类情感的美好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在营地里,我们女警也不忘活跃气氛,为战友们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乘冬琳同志为了减轻大家在任务区的紧张心情,自己买来油漆,利用午休时间顶着烈日,在滚烫的水泥地上画出篮球场和羽毛球场。还为大家组织了许多丰富多采的文体比赛。
    后勤保障、对外交往、帮厨,女队员的身影活跃在各个能发挥她们特长的岗位上,同时在值勤、警戒等任务上也不输给男同志,生死考验虽然严酷,但是女队员脸上始终保持的灿烂笑容,犹如一缕温暖阳光给队员们在疲劳的执勤之余带来希望。


从来没有如此因身为中国人而自豪
乘冬琳(上海市公安局特警总队一支队女子特警大队民警,2004年10月—2005年4月,参加中国首批维和警察防暴队赴海地执行任务。)
    在海地的这一段时间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国外升旗的气氛和在国内升旗完全不同。在营地里,每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所有人心中都激动万分,对祖国的思念、身为一名中国警察的骄傲和自豪在心中涌动,大家会不知不觉跟着唱起国歌来,动情的歌声是每一个人的心声。虽然远隔千万里,却感到祖国第一次这样切近地伴随在我们身边,融化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出入危险环境的动力和勇气之源。
    当地的超市里有着大量的中国货,就连联合国发的物资也有很多标着“MADE IN CHINA”,很多其他国家的警察也常夸中国货,价廉又物美,让我们十分得意。队员们都说身处炮火硝烟,才真正体会到和平的可贵,才感到我们国家社会安定、国富民强的伟大。正是因为代表着我们的祖国,大家才会一言一行都特别注意。联合国对枪支的管理十分严格,连在什么情况下开枪都有一条条分明的规定,许多女队员直到任务结束回国都没有开过一枪。不开枪并不代表不危险,同样是出生入死,同样是肩挑重任,我们是给这片饱受蹂躏的土地带来和平的,怎么还能惊扰到无辜的百姓呢?正是中国防暴队对当地人民生活的理解和尊重,让当地人对我们的态度由最初的有点敌视到相处融洽,海地的孩子们还常围着我们的女队员转,好像见了妈妈一样亲昵。
    2005年的新年,国内领导来到营地慰问,为我们带来了专门到各位队员家中录制的光盘,记录了父母对女儿、丈夫对妻子说的话语,电视机里出现了隔山隔海的亲人们的身影,让我们的队员禁不住流下了思念的泪水。
    其实别看我们的女队员骁勇善战、披上厚厚的防弹服看上去和男队员没有区别,但是她们也是克服了个人和家庭的种种困难,才来到海地的。杨炯同志的父亲患有风湿病,腿脚不好,以前都是由她每天开车送爸爸到单位。女儿在科索沃的岁月里,年近半百的杨妈妈也学会了驾驶来接好这个班。金慧敏同志,接到出国维和的任务时已年过30,家里的老人正等着抱孙子,这一去就是一年多,而且在海地,瘟疫、霍乱等各种流行病盛行,队员们要长期服用多种抗生素。这就意味着为了避免药物影响,在一段时间里不能怀孕。但是她们都报着一个同样的信念:个人事小,国家事大,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这样的青春才最闪耀。


中国警察是最棒的
杨炯(杨浦区公安分局团委书记,2004年4月开始,在联合国科索沃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2005年6月,荣获联合国维和勋章。)
    科索沃,这个6年前被列为“世界头号”热点的欧洲“火药桶”。6年过去了,这里现在仍到处可以看到战争的痕迹和烙印,街道上随处可见“UN”(联合国的英文缩写)标志的车呼啸着疾驰而过,执行巡逻任务的直升机轰鸣着掠过城市上空,这一切都提醒着人们:这是一个战区。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科索沃首府警察总局局长助理,主要协助局长负责处理科索沃首府地区所有警务工作。而我的第二份工作则缘于一次新闻发布会。2004年7月的一天,因局长当天有事由我代替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主要介绍普里斯蒂纳的治安和各类案件的侦破情况。我只能用中午短短的休息时间准备。会议室里坐满了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放眼望去就我一个亚洲人,自己语言上能否过关,在通报情况后能否顺利地回答记者的提问,不由让我有些紧张。但是由于平时对治安状况的了解,加上扎实的外语基础,我很快就进入了角色。会后,一个外国同行惊讶地对我说:“没想到你的英语这么流利!”我微笑着告诉他:“我只是一名普通的警察,在中国,每一个警察都很棒!”
    科索沃是一个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任务区,计划中将由联和国管理逐步移交欧盟,欧美警察对来自亚洲的警察特别是我们中国警察心存偏见,有人甚至怀疑我们的英语能力能否胜任工作,故意问我们:“你们在国内是用英语来工作和生活的吗?”所以要想在任务区站稳脚跟,我们必须付出几倍于他们的努力才行。我时时感到肩上沉甸甸的压力,自己代表的是祖国和170多万中国警察,只能争光不能丢脸,这就是我们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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