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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太太热潮背后
| 摘自:上海妇女2007年7月刊

“居家太太”热潮背后……
□陆  敏
中国经济发达城市近年相继出现“丁克一族”(双收入却无子女族)和“啃老族”(毕业后还依赖父母族)后,又出现了“无就业愿望一族”这一新群体。          
上海市妇联去年10月发布的《上海女性就业调查报告》显示:女性中开始出现新的群体——“无就业愿望一族”,大约有10%的女性无就业愿望,这个现象在30~39岁年龄组的女性中较为明显。数据统计显示,16~29岁和40~50岁年龄组中无就业愿望的各占了8.6%,30~39岁年龄组的这个比例为12.5%。
调查显示,“无就业愿望”的女性背后有较好的家庭人均收入做支撑。不就业女性(除去在校生)中无就业愿望者,其家庭人均月收入为1708.95元,明显高于下岗女性家庭714.04元的人均月收入,而与在业女性家庭人均月收入接近。
无独有偶,《北京青年报》刊登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怀有“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观念的女性在悄然增多。这一观念对女性的影响是:越来越多的女性认为女人依靠婚姻来获取社会资源和地位要比依靠自己的努力可行。调查发现,同意这一观念的女性比例在城乡均要高于男性,其中农村女性的认可率最高,达到了38.5%,城市女性的这一比例为33.7%,城市男性中有31.4%的人同意这一观点,农村男性同意这种观点的比例最低,为29.8%。这种观念在女性群体中获得如此高的认可,我认为会对妇女自身的发展产生一种负面效应,它强化了女性依附于男性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奋斗意识,这很不利于妇女自立自强。
  
“太太”热潮带来的忧虑
那么,“居家女人”的回归,究竟是喜还是忧呢?对个人、家庭、社会而言究竟是利还是弊?令人好奇的是,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适龄女性,在就业和“家里蹲”面前,为什么会选择后者呢?
一位30岁的全职太太透露,她的老公月薪6万,虽然自己也有过机会工作,但都放弃了。她坦言:“大概因为休息久了人会有惰性,一想到去公司还要受气,家里也不缺这点钱,想想就算了。”现在,老公很好,孩子很可爱,每天有很多休闲时间,她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尤其是看到当年的同学一个个都成了公司主管、部门领导,自己却什么都不是时,她的心里更不是滋味。但是,对很多还没毕业或者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来讲,成为一个有钱人的居家太太依然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梦想。一些高校临毕业的女大学生登记征婚的并不在少数,女大学生们提出的征婚条件虽因人而异,但要求对方“有一定经济实力”倒是一个不约而同的选择。除了走进婚姻介绍所,不少女大学生还选择“相亲找对象”,或在网上发帖征婚。一名大四女生表示,尚未毕业就征婚的念头,在不少女生中都存在,她们戏称其为“曲线就业”。
虽然,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个人的自由,无可厚非,但社会学者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知识女性自信的大幅度滑坡,成就意识的明显减弱。”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受竞争日趋激烈的就业环境所“迫”。首先是就业时的性别歧视,很多用人单位仍明显倾向于男大学生。即使学历稍高的女研究生,就业时也不如男生受欢迎。其次,女性工作绩效不如男性容易得到肯定。这些都给女性在社会竞争中增加了更多的成本,知识女性要自由地实现个人价值更为艰难,女性的进取意识因此受到打压,造成“无就业愿望”的抬头。然而,女性不就业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容易引起自身价值的沦陷。有人担忧:“女性不就业意味着她们成就意识偏弱,存在着目标失落和价值模糊的问题。在考虑未来时,她们很少想到奋斗,也很少想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只想享清福。这是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表现,也是对自身价值的一种否定。”
我认为,对当代女性来说,把自己人生的希望寄托于丈夫的成功、子女的进步均非明智之举。上海现在的离婚率居高不下,家庭缺乏稳定性,单纯依靠家庭收入没有安全保障,上述三个年龄段“无就业愿望”女性中的大部分迟早要进入就业行列。此外,女性长期离开工作岗位,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她们参与经济的能力和社会地位的下降,不利于女性自身的发展。因此,各级妇联组织要引导这类“无就业愿望”的女性适当参加各种技能培训,为将来的就业做好准备。

人才浪费应该得到关注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上海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断增多。据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院最新的统计数字:2005年博士硕士毕业1113人,其中女生418人。这其中,2005年春秋两季华东理工大学毕业的博士是117人,其中女生38人,占32.4%。2006年,复旦大学录取的3871名新生中,男生1847名,占47.7%;女生2024名,占52.3%,这是该校历史上女生比例首次超过男生。与此同时,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山大学,该校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中女生比例逐年走高——女生和男生的比例从2004年、2005年的6∶1上升到2006年的近乎7∶1。对于城乡居民来说,教育既是个人消费支出,又是人力资本投资,民间社会和老百姓为支撑社会教育付出了极高的费用。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经济监测中心公布的居民储蓄消费意愿调查显示,居民消费的10%准备用于教育支出,高于准备用于住房支出的7%。上海居民更将40%的储蓄作为子女的教育支出。那么,在接受高等教育人数中占有如此之高比例的女性,如果无就业愿望意味着什么?国家与家庭对之的教育投入又何以获得应有的回报呢?
有关报道指出,德国约有1000万名正值事业黄金阶段的妇女终日在家料理家务,相夫教子。对得到她们悉心照料的丈夫和孩子来说,这种生活相当惬意,但对国家来说则造成教育资源浪费和税收减少等弊端。半个世纪以来,德国妇女接受了世界一流的教育,每年德国大学毕业生中有10万女性,其中许多人还努力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并花不少钱去外国留学。但是,这些接受过各种专业教育的女性现在却从事着同一职业——家庭主妇。据估计:德国社会为一名女性接受教育投入了20万欧元。如果她毕业后工作,每年即可交纳个人所得税和社会公共福利税总计3万欧元。倘若她10年不工作,国库就少了30万欧元的进帐。这一系列的统计数据对我国来说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没有就业的女性并非将放弃工作赢得的时间投入到家务劳动中,而是用在个人休闲上,这更是一种奢侈的浪费。
或许,全职太太的“重现江湖”是市场经济对过去遗留问题的一个矫正,从某个角度上讲也是整个社会自由度和人性化程度提高的表现。但是,我们也应该对此有一个正确的导向:一个完美的当代女性应该是受过高等教育,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社会能力,敢于冲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做到所谓“登得厅堂,下得厨房”,既有家庭义务和责任感,更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将自身视为社会的一员,自觉地融入社会之中,有事业的天空。
提高女性就业的积极性不仅仅是女性个人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如何更好地开发和利用女性人才的潜能,如何更好地满足社会经济建设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有关部门要为解决女性就业难的问题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监督和维护就业过程中女性合法权益的实现。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良好的社会文化的营造比制定某项具体的政策措施更为重要。中国几千年传统观念的深层积淀对女性的事业追求是一种无形的束缚,然而,传统思想观念的摈弃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这不仅要靠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更需要政府行政、法律手段的干预以及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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