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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的祖国
在俄罗斯绿色的冬天里
陆建民 | 摘自:上海妇女2010年1月刊

九月中旬的上海依旧还是夏天,俄罗斯却已秋风萧瑟。由市妇联副主席赵英率领的上海妇女代表团一行六人走出莫斯科机场时,便感受到秋夜里深深的寒意。每年9月底,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就将进入寒冷季节,所以有人将降雪前的这段时期称为“俄罗斯绿色的冬天”。不过在明媚的秋阳下,当我们走近俄罗斯的妇女组织、俄罗斯的普通人生活和俄罗斯的大自然时,还是时时有如沐春风般的感受。

 

 

 

走过严冬的俄罗斯妇女

在前苏联时期,俄罗斯妇女有过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首先,她们的就业状况在全球曾首屈一指。1988年全苏联就业人口中女性占50.1%92%的适龄妇女在工作和学习。女性劳动力的就业结构较为合理,广泛分布于国民经济各个领域。1989年妇女在机械制造、无线电技术、仪表等部门从业人员中的比例高达75%;有50多万妇女担任各类企业、组织和机关的领导职务,近百万妇女负责车间、工段、科室和下属部门的管理工作。20世纪60年代起,女科学工作者从12.87万增加到52.58万,她们占医生的66%,工程师的58%;在教育和文化机构中,女性比例分别为33%75%。男女职工实现同工同酬。

其次,前苏联时期妇女参政比例较高,特别在后期的最高苏维埃中,女议员比例达到34.5%,政府机构中女干部也占相当比例。但是这些女代表和女干部大多数是经由当时的苏共妇女委员会而成为领导阶层的一部分,理论上拥有政治地位,事实上却缺乏政治权力,因为女性很少能进入当时的权力中心——政治局。

1992年起,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俄罗斯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就业岗位减少近一半。妇女则更多地为改革作出了牺牲——在制造业、交通运输和建筑业等部门,女职工比例下降为37%;女科技人员由150万下降为64.5万。与此同时,政府对文化教育、科研、卫生等公共事业的投入急剧减少,许多单位被迫关闭,大批妇女失业。尽管妇女的生育费用主要由社会保障体系承担,但她们产假期的工资须由企业负担。因生育而无法在一个岗位上连续工作等问题也致使女性的劳动力成本高于男性,从而使女性很难被用人单位看好。一些经营者认为,要提高效益就必须解雇妇女。所以1998年,俄罗斯1200万失业人口中妇女占2/3,其中七成妇女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且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工程师、技术员为主。而许多在职女性则收入偏低。20世纪90年代末的统计资料显示,女教师、女护士、纺织女工、女包装工、女实验员、女清洁工等的工资仅够让她们自己填饱肚子。

逆境中的俄罗斯妇女寻求着生存与发展之路。一部分人进入冶金、木材加工等传统意义上的“男性”行业,致使这两个行业中女职工比例分别上升至40.9%46.2%;一部分人进入非正规就业部门,从事家庭教师、保姆、外籍人士公寓值班人等工作;一部分人积极参加各类培训,努力掌握市场竞争所需的各种知识和技能;还有一部分人则跨入创业者行列。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有限责任公司的所有者中,女性已接近1/3;合作社主人中,妇女占23%;私营企业主中,妇女近两成。有关专家认为,俄罗斯女性经营活动的发展较男性更为迅猛。

在圣彼得堡郊外的加特契纳,上海妇女代表团走访了女企业家米罗诺娃的服装厂。米罗诺娃五十开外,她大学毕业后在一家烤面包厂当车间主任。和服役于秘密军队的丈夫结婚后,在部队的服装厂与面包厂工作过。此后,她随夫而迁,成为圣彼得堡一家小服装厂的厂长。改革后服装厂成为独立核算单位,没有国家支持,需要自己找客户,搞销售,产品也从原来的衬衣扩大至大衣、棉衣。在米罗诺娃的苦心经营下,服装厂逐步发展,去年工厂买下了2000多平米的厂房,添置了20多台设备,同时与城里的十几家商店建立了销售关系,并开设了自己的商场与饭店。最近,她还将饭店开到了莫斯科与另一座城市。目前,服装厂有40多名员工,商店、饭店有20多名员工。

代表团参观了该服装厂的裁剪车间、缝纫车间与成品车间,发现这里生产的都是适合于中老年妇女的特大号化纤服装,价格在20美元左右。也许因为产品定位迎合了市场需求,所以没有库存积压。米罗诺娃眼下急需解决的是从中国直接进口布料的问题。尽管她发起成立了圣彼得堡的缝纫者工作协会,但还是没有机会与中国的布料生产厂家直接联系。

与女企业家的精明干练相映成辉的是女翻译们的温柔与聪慧。阿丽亚是代表团在莫斯科时的翻译,她原本就职于政府外事部门,因为生育辞职在家。大概因为先前职业的关系,她对莫斯科及俄罗斯的社会与妇女状况都很熟悉,能娓娓动听地向代表团讲述。

在交谈中我们了解到,由于俄罗斯女多男少,婚姻中男性很受宠。比如结婚买房,更多是女方承担。大城市房价相对于人均收入而言是很高的。莫斯科就业者的月均收入为700800美元,私营企业就业者相对较高一些,在1500美元左右,而每平米房价在500015000美元之间;圣彼得堡的房价相对低一些,每平米均价20003000美元,但就业者月均收入也相对低一些,为500美元左右。因为买不起房,俄罗斯夫妇结婚后与女方父母同住现象较普遍。女翻译尤丽安娜就将丈夫娶回了家,而男翻译“贾宝玉”则嫁到了女方家,女方父母因此而退居乡下。据“贾宝玉”说,女方父母的房子建于130年前,每平米房价将近5000美元,小夫妻俩没那么多存款,买不起房;如果银行贷款,18%的利息让人无法承受。即便如此,在俄罗斯家庭中的家务活大部分还是妇女承担,男人酗酒、打老婆现象依旧普遍。对此,俄罗斯妇女的反应只是淡然一笑。她们说,因为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高,不少人收入也比丈夫多;而有的男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适应性差,妻子们也就让着他们。这番话让人好生感动。此后在街上看到那些优雅但又步履匆匆的俄罗斯职业妇女时,我们心中便多了几分敬意。

 

 

蓬勃发展的俄罗斯妇女组织

为了在社会转型中寻求妇女的发展之路,这些年来俄罗斯非政府妇女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我们在莫斯科拜访的俄罗斯妇女联盟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它成立于199011月,在自愿基础上该联盟团结了俄罗斯境内众多的妇女委员会、妇女协会和妇女俱乐部等妇女组织。目前该联盟已有会员200万,但会员不必缴会费,联盟的活动经费由女企业家、女官员等募捐而来,或通过项目审批的方式向政府申请经费。

俄罗斯妇女联盟的基本职责是代表妇女参与国家相关法律的起草与制订,维护妇女权益,提高妇女地位,帮助她们更好地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领域中发挥作用。比如为了帮助妇女就业,该联盟通过与西方赞助商的合作开展一系列有关经营小型商业企业的培训——在荷兰商人资助下每月开设讲座和商业培训班;在澳大利亚赞助者支持下开办商业学校,帮助妇女了解开办小企业的基本知识,掌握相关法律法规与职业技能,为其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信息和其他各种便利。该组织还设法与企业协商,动员企业腾出就业岗位以及采取在家上班、非全日制工作等方式安置失业妇女等等。

与此同时,俄罗斯妇女联盟还以承接公共服务的方式向政府申请经费。为此,该联盟专门成立了社会妇女中心,每年根据妇女及社会需求设计项目,交给政府审批;如果被认可,妇女联盟就可与政府签约,由政府出钱,妇女联盟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比如前苏联解体之后,离婚率曾一度剧增,出现很多单亲家庭以及被父母抛弃的孤儿。一些男子因为离婚成了单身父亲;一些未婚男子因为领养了孤儿也成为单身父亲;还有一些男子虽然在婚,但因为失业、收入少、社会地位下降而陷入酗酒、毒品中不能自拔,不能很好地履行父亲的职责。为此,2008年妇女联盟在政府资助下开展了“如何当好父亲”的全国性项目活动。活动通过在电视中举办“超级爸爸大赛”、在莫斯科召开研讨会等形式,搞得轰轰烈烈,得到众多父亲响应,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此外,妇女联盟搞得较成功的项目还有“妇女健康”、“家庭”、“中俄女艺术家交流”等等。

俄罗斯妇女联盟的活动大张旗鼓,而一些专业性的、地区性的民间妇女组织虽然声势不大,但也在扎扎实实向前推进。在圣彼得堡拜访俄罗斯女企业家协会时代表团就有这种感觉。该协会是伴随着俄罗斯女企业家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其宗旨是维护女企业家的合法权益,积极发展俄罗斯女企业家与国外女企业家的交流,并促进女企业家的社会参与。同时,该协会还为希望创业的妇女提供培训机会。

俄罗斯女企业家协会负责人盖娅是一位成功的女企业家。在与她以及协会会员交流中我们发现:第一,该协会的会员其实并不局限于女企业家。她们中有西北国家公共行政学院的专家学者,有政府官员身份的商业妇女部领导,有报刊与电视台的记者,有服装设计师,有由小企业家组成的工业协会会员,甚至还有一位在马来西亚进修过的风水专家。这种组合有利于提升该协会的社会能量。

第二,该协会会员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她们对政府相关的性别政策很了解,并为圣彼得堡市市长是全国唯一的女市长而深感自豪。她们认为女市长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继承者,在她领导下,市立法会中女性人数从两年前的1人上升为6人,政府部门中女性比例提高至27%;政府官员的培训中,也有了与性别有关的课程。圣彼得堡市市政府内设性别政策委员会,由负责社会政策的副市长领导,而盖娅也是该委员会下属的企业家性别分会的领导。根据妇女的来信来访,维护其平等的劳动就业权,是该性别分会的工作内容之一。当然,盖娅的特殊身份,也扩大了女企业家协会的政治资源。

第三,俄罗斯女企业家有不少从卖中国货开始挖得自己的“第一桶金”。与中国情况相似,俄罗斯妇女不会轻易办企业,但一旦创业了,成功率就相对较高。这次遭遇全球性金融危机,该协会女企业家麾下的企业无一家裁员或停发工资。谈到这里,女企业家们都很高兴。不过她们中有不少还是单身,听说中国男多女少,就有人戏言要从中国“进口”男子,但强调“要好的”!

 

三天的访问虽然短暂,却让我们体会到俄罗斯是一个和中国有着友好感情的国家。代表团访问的每次座谈会都在友好的氛围中进行,圣彼得堡的女企业家们还试探着问:“现在中国的孩子还学俄语吗?”当得知我们中的一员就曾在小学时学过俄语,而在莫斯科郊外我们还大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时,她们欣喜地欢呼起来,坚持要和我们一起再唱一遍。在普希金城,当我们走过叶卡捷琳娜宫殿时,一支由三位老汉组成的乐队特地奏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我们赶紧停下脚步高唱国歌,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是啊,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地久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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