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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的祖国
女性发展与和谐婚姻
| 摘自:上海妇女2010年2月刊

 

策划/执行:上海市妇女学学会、华东师大妇女研究中心、本刊编辑部

主持: 耿文秀(华东师大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

 

 

1观点

 

良好的家庭结构是女性终生发展的支撑力量

叶忠海   人力资源研究专家

 

家庭是人们的生活归宿,对女性成才和发展有着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无数事实证明,大凡良好的家庭结构,夫妇关系和谐,双方密切合作,就能促进女性成才和发展,进而构成“夫妇人才团”;相反,家庭结构不合理,夫妇关系不协调,就会使女性成才走弯路,甚至从此偃旗息鼓。

按夫妇双方的志向、职业、协调等因素来划分,一般而言,核心家庭结构有如下几种:

“比翼齐飞型”,是指夫妇志向一致,专业(职业)又相同,为同一目标互相切磋,携手并进,在事业上开出“并蒂莲”。如:核物理学家何泽慧与丈夫钱三强。

“主辅相益型”,是指夫妇志向相同,一方担任主攻,一方担任辅助。当条件对夫妇一方成才和发展有利时,另一方支持,甘当配角。其中,丈夫支持妻子成才和发展,被人们誉为“模范丈夫”的不乏其人,如演老生的李永德全力支持妻子李炳淑发展,即为典范。

“双管齐下型”,夫妇职业(专业)虽不同,但志向相同,双方互勉,智能互补,共同发展。在我国历史上,宋朝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与丈夫金石学家赵明诚,就是“双管齐下”的典型代表。这类家庭结构之所以能“双管齐下”,其奥秘就在于:夫妇双方,思想上互勉,智能上互补,家务上互担,关系上互谅。

“各自为阵型”,即夫妇双方各管各,互不干扰。事实证明,这类家庭,缺少家庭的动力,形不成家庭的整体效能,对女性成才和发展不能起促进作用。

“矛盾冲突型”,即夫妇缺乏共同志向基础,双方互不谅解,互不协调,关系紧张,矛盾冲突不断。显然,这种家庭结构,对夫妇双方特别对女性成才和发展不利。

综上所述,“比翼齐飞型”、“主辅相益型”、“双管齐下型”才是女性成才和发展良好的核心家庭结构,而婚姻是家庭结构的“设计师”和“建筑者”,由此,对于立志成才的女青年来讲,要寻找志同道合,和谐相处的终身伴侣,这是女性日后成才和发展的关键。对于已婚的立志成才的女性而言,作为家庭的主导者,要从家庭的现实出发,充分挖掘家庭中促进自身成才和发展的积极因素,主动调节家庭关系,形成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这对于已婚女性终生发展至关重要。

 

 

 

媒体对女性婚姻观形成具有导向作用

王晓玉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女性的家庭婚姻观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长期的社会环境下,在个体的成熟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是一种社会观念,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其中,传媒对形成女性家庭婚姻观具有导向作用:一方面,它具有提供榜样或警戒的染着力作用;另一方面,它具有不是教化、胜似教化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最近我参与电视台的一档节目,节目提供这样一个案例:某女老板搞婚外恋,和情夫密谋把丈夫杀了(此案未破)。之后,该女老板业务应酬较多,导致情夫吃醋,最后那情夫竟然把女老板和她的儿子都杀了。显然,这是一种扭曲的家庭婚姻观,我当时的观点是女的第一步就走错了,不该搞婚外恋。但当时主持人的一句话把我震住了,而且这话还播了出来。主持人说,那女的没处理好关系,关系处理好了就不会招致杀身之祸……主持人是具有导向作用的,这样的节目播出后,虽然不会影响法官的判案,但在舆论的接受过程中,会慢慢造成影响。

面对庞杂的接受群体,媒体的影响力广泛而深刻,甚至终生难以消除并“遗传”性地代代相传。加之现在媒介的形式多种多样,除了电影、电视,还有手机、网络,这会在个体周围形成强大的磁场,使个体为其深深地吸引,最后培育出自己的爱情婚姻观。

正因为媒体导向作用的强大,所以我呼吁妇女工作者不要忽略媒介。媒体作为工具,人皆可用。妇女工作者应充分重视其作用,用以引导现代社会中的女性建立正确健康的婚姻家庭观。

 

 

 

我国婚姻观60年的变迁

金勤明   华东师范大学统战部

 

婚姻观是人们的价值观在婚姻问题上的体现。60年的社会变迁导致婚姻观出现了多元化、务实化、平等化、主体化的变化趋势。

婚姻观的多元化主要体现在“婚前性观念”、“婚姻越轨行为评价”和“离婚观念”中。婚前性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女性性权利意识的逐步觉醒。关于婚姻越轨行为评价,改革开放前,往往是不分具体情况予以谴责,刑法上还因此设有“通奸罪”,单位会以生活作风有问题而予以干涉,甚至给予行政处分;改革开放后,这方面的舆论谴责力度减弱。关于离婚观念,改革开放前,较多人认为离婚是不光彩的事,亲友会予以劝说,离婚者会受到歧视;现在离婚成为当事人的私事,社会对离婚越来越宽容。

婚姻观的务实化主要表现在人们对婚姻家庭的认识越来越理性,越来越看重婚姻所带来的现实利益,具体体现在“择偶标准”、“婚前财产公证”和“生育观”上。择偶标准(择偶观)的时代性非常明显:改革开放前,家庭出身、政治面貌、社会关系作为主要择偶标准,择偶以家庭利益为转移;改革开放后,感情因素上升,兼顾经济条件,政治因素所占比重骤然下降。婚前财产公证,80年代以前没有这种现象,直到90年代初,广东出现第一例婚前财产公证。婚前财产公证既有平等自由、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西方理念在其中,也有婚姻不稳固、离婚率高、聚散随意的现实因素,是社会变化在婚姻关系中的具体表现。

婚姻观的平等化主要表现在夫妻关系上,由夫权统治转变为夫妻平权,夫妻享有平等的家庭财产权和家庭事务决策权。

婚姻观的主体化主要体现在择偶决定权、离婚决定权上。婚姻中自主择偶的比例越来越高,社会也越来越反对他人对择偶自主权的干涉。同时,“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的观念也发生很大变化,但是目前虽然有形干预离婚的力量在弱化,但无形干预离婚的因素还是存在。

 

 

 

学点马克思主义婚恋观

吴铎   社会学研究专家

 

在当今婚恋观多元化的背景下,学习一下马克思主义婚恋观,无论在理性层面或是实践层面,都是很有意义的。

关于恋爱,马克思主义有五个基本观点:

①爱情的基础是互爱。

②爱情要经过长期考验。

③反对“杯水主义”。列宁说:“喝水当然是个人的事情。可是恋爱涉及到两个人的生活,并且会产生第三个生命,一个新的生命。这一情况使恋爱具有社会关系,并产生对社会的责任。”我们不能把恋爱当作喝水那样简单,渴了就喝,喝完将杯子一扔了事。

④正确理解“恋爱自由”。恋爱自由是指恋爱要摆脱金钱、父母之命、社会偏见的束缚等等,但是恋爱不能摆脱严肃态度,更不能将“恋爱自由”混同为“通奸的自由”、“淫乱的自由”。

⑤恋爱可能成为结婚的基础。恋爱的第一种结果是结婚,第二种结果是不结婚。但无论那种结果,都不能变爱为仇,这样既害人,也不利己。

关于婚姻,马克思主义也有五个基本观点:

①婚姻要以爱情为基础。恩格斯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

②实行结婚自由的原则。

③实行离婚自由的原则。如果只有结婚自由,而没有离婚自由,还不能说是完全自由。恩格斯说:“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

④正确处理事业和婚姻的关系。事业与婚姻是相互联系而又有区别的。既然相互联系,就要全面照顾,而不能只顾一头而不顾另一头;既然有区别,就应注意两者的不同特点,恰当处理。

⑤反对各种不道德的婚姻。婚姻双方对爱情的相互忠实,是婚姻的生命;淫乱关系是对婚姻最严重的腐蚀剂。种种婚姻的不道德行为,需要社会的良知予以鄙弃。

恋爱、婚姻问题,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婚恋观,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净化社会风气,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是有价值的。

 

 

 

婚姻需要良法的保护

黄欣   华东师范大学法律系

 

现代生活中,婚姻显然已经不是男女双方的事了。婚姻除了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之外,还需要有一种公权力去制约与保护。

中国在1950年出台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它是新中国第一部法律。这部法律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精神上升为法律原则,而女性在得到公权力的支持和保护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家庭,走上社会”。

改革开放后的30年,人们婚姻观的颠覆性变化渗透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也导致了现在很多困惑,包括未婚的困惑、已婚的困惑、离婚的困惑等等。一方面,人们越来越现实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但另一方面,法律的不完善也导致很多困惑,比如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的界定,婚前财产和婚后财产的界定等等。我身边的一位女教授在丈夫去世十多年后想把大房子卖掉,换小房子,但现有法律告诉她不可以,因其婆婆晚于其丈夫去世,所以现有房子中有婆婆的份额,其婆婆还有8个孩子,也就是说他们都有房产的份额……

现实婚姻中,夫妻财产关系、损害赔偿问题和离婚的救济制度等都需要通过更为具体化的法律手段来保障和实施。如果有好的法律作为底线来保护,有些困惑将不成其为问题。所以我呼吁法律界多制定良法,不要在我们需要获得帮助的时候,却发现法律帮助不了我们。

当前,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工作正在进行,而婚姻法已回归民法成为民法典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要抓住这次机遇,把婚姻家庭的法制建设再向前推进一步,使婚姻法由“粗放型变为细密型”,使各项立法能真正做到社会权利需要保护的层面上,切实解决社会新问题。

 

 

 

高校教师在婚恋观方面要为学生树立榜样

白芸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随着就业形势严峻、生活压力增大、周围同龄人进入恋爱状态的影响等,女大学生“急婚”、“闪婚”“试婚”现象逐步出现,交友形式多样化,网恋、网上征婚、参加各种相亲活动等都成为女大学生找男朋友的途径。

女研究生与女本科生在婚恋观和行为方面同中有异。女研究生的择偶标准较为理性,对人品的看重大于经济条件,很多人表示,即使现在经济条件不好,以后也会有大的改善。对于“工作找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曲线就业”做法,被访谈者大多表示理解,但不效仿。女研究生对婚姻生活相对考虑得更现实、更直接一些,主要考虑的是两个人怎样为将来作准备,比如关于找工作、买房子等事情。女研究生对没有爱情的交易性质的婚姻普遍表示不赞同,对一些社会现象如“包养”等表示反对。

女大学生婚恋观的形成与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高校老师的婚姻家庭、生活作风、消费观念、治学态度等情况,对女大学生的婚恋观和行为有着直接的、具体的影响作用。相比之下,学校开设的一些引导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婚恋观形成与发展的课程,功效就显得微弱,所以要加强高校教师的伦理道德建设,尤其在师范院校,因为今天的女大学生就是明天的教师。高校教师在婚恋观方面要为学生树立榜样,在爱情、婚姻生活中恰当处理各种问题,主导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使女大学生在婚恋观和行为方面健康发展。

 

 

 

2调研成果

 

来沪流动家庭女性离和谐婚姻有多远?

韩晓燕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近年来,流动人口举家迁移趋势明显,夫妻两人携子女在流入地居住生活已成为当前流动人口的主要特点之一。从上海来看,农民工同住子女规模也逐年增大,2009年达到42万余人,比上年净增2万余人。

20091011月我们对流动家庭进行了入户调查。通过深度个案访谈的形式,从流动家庭里女性的视角,关注女性对和谐婚姻的界定和感知,并提出了几个值得思考的维度。

一是和谐婚姻的个体维度。受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制约,女性在婚姻里的成长空间和成长可能遭到忽视是较为普遍的,但在流动家庭里表现得更为突出。有些女性曾经也想借助流动来追求其个人自由和发展,但终究没能实现;而有些女性更是因为流动而成为“超生”妈妈,这更限制了她自身的成长。

二是和谐婚姻的夫妻维度。反映的是女性在婚姻中的幸福度。有专家指出,经济目的和传统因素在流动家庭生活建构中起了重要作用,在生活空间变化与传统因素适应的过程中,夫妻间稳定的“亲密伙伴”关系得以形成。

我们在深度访谈和调查时发现,绝大多数女性反映夫妻之间缺少沟通。这一方面与中国农村女性不善于讨论夫妻关系有关,也与事实上夫妻关系和夫妻沟通不太理想有一定关系。

三是和谐婚姻的家庭维度。这涉及女性在婚姻中的目标。如果说流动家庭里的女性在和谐婚姻的前面两个维度里都没有太多的感受和体现的话,那么这个维度是大多数女性的目标所在。她们认为婚姻中自己的成长和幸福不是最主要的,孩子才是最主要的。这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流动家庭的女性来说,和谐婚姻的家庭维度是否是统领其他两个维度的核心维度?来沪流动家庭里的女性究竟离和谐婚姻有多远?这是个值得实证研究支持的课题。

 

 

孕妇产前抑郁的调查研究

耿文秀   华东师大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20096月至200911月,我们在上海浦东某妇幼保健医院产科门诊对800位孕妇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28份。接受调查的孕妇包括来自上海本地、外来引进人才、外来务工三类人群,因此能较客观地反映当今上海这座流动人口大城市怀孕妇女的构成及其情绪特点。

研究发现:①不仅低学历的孕妇抑郁得分较高,高学历(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抑郁程度也高,这与过去认为高学历孕妇因较多了解孕期保健等相关知识,会适当降低孕期的忧虑不同。这一方面是高学历人才流动性引起:硕士中有一部分是非上海户籍,她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留在上海,与丈夫一同打拼,工作压力非常大。同时,她们除了丈夫之外,其他亲人都在老家,时常感到孤独无助,更有甚者,因为毕业后刚在上海留下,丈夫和自己为了站稳脚跟,愿意随时接受工作的安排,以至于一些外来的高学历夫妇会出现工作日两地分居、休息日才在一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环境无疑给孕妇又增加了一些压力。另一方面,是高学历者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引起的:对于高学历的个体来说,他们尤为重视个人毕生的发展计划,而当她们怀孕之后,她们的计划都因为有了宝宝而发生改变。基于对自身发展的考虑,高学历的孕妇们往往会表现出更沉重、更矛盾的情绪。同时,高学历者在工作中承担着比较重要的任务,会面临各个层次的人际交往,人际关系处理比较复杂,这也会带给高学历的孕妇更大的压力。

②经产妇的抑郁得分要高于初产妇,原因在于多数经产妇为独生子女,她们在生养第二胎时,为如何更好地处理前一个孩子与新降生宝宝的关系而担心,从而影响了她们的情绪。

③非上海籍的孕妇抑郁程度高于上海籍的孕妇。原因主要和非上海籍孕妇的生活应激事件较多有关,工作流动性大、居无定所、夫妻两地分居、由父母辈来沪照顾而引发的种种矛盾等,这都是流动性这一客观问题对非上海籍孕妇带来的诸多应激事件。另外,非上海籍孕妇群体非常缺乏社会支持也是造成她们抑郁程度较高的原因之一。

 

 

 

独生子女群体的婚姻稳定性

吴瑞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

 

研究基于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和上海20051%人口抽样调查等数据资料,运用logistics分析方法,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

①我国独生子女群体整体的婚姻稳定性低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女性的婚姻稳定性最低。

②现阶段我国城镇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姻较为稳定,但低龄独生女性婚姻不稳定的比例高于其他群体。

③独生子女就业状况的变化会影响其婚姻稳定性,失业人群婚姻不稳定的比重较高。

④父母的婚姻稳定状况在子女身上具有一定的延继性,独生子女的婚姻稳定性与父母的婚姻稳定程度成正比。

⑤文化程度与独生子女的婚姻稳定性呈现同向变化的趋势,但教育程度高的独生女性婚姻不稳定性高于其他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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