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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的祖国
党旗铸辉煌 巾帼创新业
主办/上海市妇联 上海社科院 主持/谢京辉(上海社科院副院长) | 摘自:上海妇女2011年7月刊

623上午,由上海市妇联、上海社科院主办的“党旗铸辉煌,巾帼创新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妇女理论研讨会在巾帼园召开。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社科院党委书记潘世伟到会讲话,市妇联主席、市妇女学学会会长张丽丽作主旨发言。来自上海社科院的专家学者围绕党对妇女运动的领导、解放思想与妇女解放、上海妇女60年发展历程等课题开展交流,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进行了点评。

本刊节选了六位专家的发言,以飨读者。

 

 

 

从自发走向自觉: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重要启示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张秀莉

 

伴随着近代机器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中国产业女工队伍也日益壮大。而轻纺工业中心的上海,产业女工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所占比例,都高于全国其他城市。据统计,1930年上海女工人数为125,796人,约占工人总数的56%

上海产业女工主要集中在缫丝、纺织、烟草、火柴等行业。在恶劣的环境下,她们从事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的工作,但所得收入仅及相同行业男工收入的60%左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逐步确立了对这些产业女工的指导方针,领导她们走向自觉解放之路。

1922723,中共“二大”提出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妇女运动决议案》,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除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而奋斗——如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等之外,并应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认为当前党为妇女奋斗的目标是:(1)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遍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2)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3)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明确告诉全国的妇女们:“这些运动,不过为达到完全解放目的必须经过的站驿,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妇女真正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前进,才能跑进妇女解放的正路。”

19236月,中共“三大”妇女运动决议案将劳动妇女运动作为三个议题之首,提出:中国妇女劳动运动以上海、天津等处为最盛。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须附设妇女部,由女同志负责担任此种工作。工厂劳动运动须通用下列口号:(1)男女工资平等;(2)废止未满十四岁之童工;(3)推翻包工制;(4)星期日休息。以引起男女工人争取自身利益之觉悟。

19251月,中共“四大”决议案提出了工农妇女是妇女运动的中坚这一主张。指出:“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在妇女运动中切实代表工农妇女的利益,并在宣传上抬高工农妇女的地位,使工农妇女渐渐为妇女运动中的主要成分。”将“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作为党的妇女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并具体指出了如何使工农妇女成为妇女运动骨干的方法和策略。

19286月至7月,中共“六大”提出要重视对劳动妇女的工作,特别强调注意纱厂、丝厂女工,提高其阶级觉悟,以锻炼本阶级的战斗力。于是,女工们在白色恐怖一度消沉的局面下,又重新振奋精神,鼓起了斗志,斗争的力量逐步恢复起来。

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妇女运动的探索和实践,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对妇女的阶层与阶级划分,对劳动妇女运动与一般妇女运动的区别,都有一个逐步明确的过程。其中劳动妇女运动是一个核心概念。

在当时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背景下,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劳动妇女运动概念凝聚着阶级、民族、性别压迫与斗争的多种含义。劳动妇女运动只有在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斗争中,才能不断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

另外,中国共产党重视通过刊物的宣传和平民学校来加强对妇女的教育和组织工作。192112月,由中共委托和领导,中华女界联合会创办了平民女学校,并创办党领导的第一份妇女刊物《妇女声》半月刊。为扩大和加强对工人的教育组织工作,中国共产党于1924年春开始,在上海沪西、沪东、浦东、吴淞、南市、闸北、虹口等7个区开办了平民学校。针对这些地区女工的实际情况,开设了妇女特别班。党的著名活动家恽代英专门为平民学校编了课本,由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李立三、杨之华等讲授,向包括女工在内的工人讲解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这些学校培养了一批妇女运动工作的中坚力量,为妇女运动的长效开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运动的成功领导,得益于对产业女工这一新生力量及其内在利益诉求的把握,党在实践中逐渐明确的指导思想及有组织活动,不仅推动了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也使妇女在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解放思想与妇女解放

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成素梅

 

我国妇女解放的序幕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正式拉开的。但真正有效的进展是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建党初期,共产党把妇女解放作为解放全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妇女政策,为实现男女平等提供有效的保障。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妇女解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具体体现为,追求各种权力的平等,并在全社会号召树立尊重妇女的良好社会风尚。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前,盛行的社会文化在颠覆中国传统赋予女子的德、容、功、言的弱女性形象的同时,却出现了把男女平等塑造为去性别化的另一个极端。这个时期的模范女性被冠名为“铁姑娘”,“时代不同了,男女都要一样”、“妇女能顶半天”、“不爱红装爱武装”等成为赞美当时新女性的常用词语。

当时,中国妇女解放的理论依据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一是“阶级分析”观点,把妇女解放看成是阶级解放的一部分;二是“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的观点;三是生产与再生产的理论,认为应当把妇女的家庭劳动纳入社会生产的范围。这些思想认识,把妇女解放的途径与目标突出地定位于制度层面与社会化层面,较少考虑性别差异,因此出现了盲目追求忽视性别差异的绝对平等现象。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我国妇女在身心方面都得到空前的解放,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一方面,女童失学、女性失业以及女性就业歧视的现象依然非常严重。据全国妇联公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90%的女大学生在求职时感受到性别歧视,在同等条件下,女性的就业率和社会承认度远不如男性。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文化仍然是把男性角色塑造成为社会权力和财富的生产者、垄断者和消费者,要么以男性化的标准来要求与评判女性,要么把女性角色塑造成为男性占有和消费的对象,使得“女性的身体”无法阻挡地涌入生产/消费领域。

因此,当代中国妇女解放依然任重而道远,迫切需要使女性彻底摆脱被动解放与歪曲解放的局面,真正升华为充满能动性的自觉解放,真正走向自强、自立、自爱、自尊,实现人生价值的解放。

提倡女性的人生价值观的解放,也就是提倡解放思想。但是,如果我们把“解放思想”单纯地理解为解除思想约束而获得自由已经不十分合时宜。因为这一理解很容易造成更可怕的误解。“自由”最本质的特征并不是意味着获得无条件的绝对自由,而是意味着在特有的道德规范条件下的自由,是有能力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自由。如果说,新中国之前,中国的妇女解放是相对妇女受压迫而言的,主要体现为阶级解放的话,那么,如何认识一个全面具体的女性,则是今天讨论妇女解放的一个基本前提。

从人类起源意义讲,女性原本就是人类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妇女解放之所以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完全是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结果之一,并不是人性之使然。过去妇女解放的目标是废除或抛弃旧的思想观念,现在妇女解放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重新回到对人性的思考,通过加强关于妇女本性的哲学理论、心理学理论与生物学理论的研究,形成统一的妇女理论来指导广大女性的行为举止。

当前,西方生态女性主义者和女性主义的科学的人文社会学研究者,通过批判传统科学研究方式与观点,通过极力倡导发展生态文明,不仅更加突出了讨论“解放思想与妇女解放”这个主题的重要性,而且呼吁大家关注女性在科学研究和生态革命中的潜力,号召世界人民行动起来领导一场生态革命和科学革命,极力倡导保护环境、保护生态、维护动物权利、反对核技术、反对战争等。并通过这场革命重新解释人与人、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人与自然之间、以及男女之间的新关系,并以相互依赖模式取代以往的等级关系模式,反对各种形式的歧视。这些对于我们现阶段的妇女解放理论的形成有一定借鉴价值。

 

 

 

在经济参与中实现妇女自身的全面发展

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沈开艳

 

妇女的全面发展表现在哪里?妇女自身价值的实现体现在哪里?我想,无非是三个方面,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全面提升。

从全球范围来看,自妇女解放运动开展至今,中外妇女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当代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意识,及女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从中国的情况看,60多年来,中国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家庭和睦的重要力量,在政治舞台和经济、文化、社会、家庭生活等各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真正顶起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半边天”。

但是,妇女地位的大幅度上升,并不表示男女性别平等已经完全实现,事实上,在政治、经济、社会三大领域,妇女发展最薄弱、最显艰难的还是在经济领域。

2010年全球妇女峰会发表了一份“迄今为止第一个针对全世界女性领导的专有发现与当前研究的整合”报告,这份报告内容发人深省。世界范围内企业董事会中女性占极少数,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大多数公司都没有女性领导。报告显示,目前全世界除北欧国家外,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女性很难进入企业董事会,女性进入企业高层的提升进程缓慢,而且正在变得更加缓慢!

女性经济地位不高的另一表现在于妇女在获得经济资源的权利和机会方面并未与男性平等。目前,基于法律和规则层面的男女平等似乎比较完善,但在具体的实施中,往往存在不少问题,比如男女在经济地位的平等方面存在着同工不同酬现象。即使是在男女经济地位相对最平等的瑞典,女性所得收入也只有男性的82%;做同样的工作,女性的工资要比男性少3%。而在中国,这种现象也有存在。

在基层经济组织中女性所从事的工作往往地位较低、职位卑微,尤其是在管理部门和在私营企业和公司中,这种现象尤甚。比如,在大公司中女性的比例就明显比小企业要少,而女性CEO的比例在国内更是少之又少。

所以,要真正实现妇女自身的全面发展,必须充分实现妇女的经济参与,妇联可以提出类似“实现妇女价值,首在经济参与”、“妇女发展,经济优先”等导向性口号,让广大妇女真正认识到参与经济事务和提升经济地位对妇女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妇女对于经济事务的参与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就业的充分与否,二是经济收入的高低,三是参与企业经营的高层决策。

对个人而言,就业是女性生存、发展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前提;对家庭而言,女性有经济来源,家庭经济条件就会得到成倍改善,可以大大减少家庭贫困,增进家庭和谐;对国家而言,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不仅关系到女性的生存尊严,更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文明进步,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与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因此,在推进妇女就业与创业、增加妇女经济收入方面,除了妇女自身需要努力之外,我们还需要政府积极出台各项政策,为女性就业平路架桥;另一方面,还需要社会尊重妇女就业意愿,消除就业歧视,实现男女平等就业,保障男女同工同酬。特别是在争取政策、资金、项目支持方面,多为女性搭建平台,帮助女性多途径就业。

女性较之男性,具有许多与生俱来的特质。女性特有的耐心、坚韧与超强自控力和忍受力,非常有利于驾驭市场经济风浪中的企业运行与发展,是企业顺势而上、逆势飞扬的成功法宝;女性敏锐的洞察力、优秀的语言表达能力、良好的交往沟通能力、富有人文情怀的感召力等等,充分体现了其柔性细腻的管理风格,是企业文化塑造、企业团队精神和企业和谐发展的重要来源。

因此,如果女性自身能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加以发挥展现;社会能充分肯定、认可女性的管理天赋,并加以利用引导,那么,这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民生改善都将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生活世界、女性尊严与价值重建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张炼红

 

马克思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首要前提,亦即历史的首要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生活世界,作为民众尤其是广大妇女生命实践的意义本源,长久以来并未真正获得充分而明确的价值阐释。有鉴于此,关注日常生活世界的理论和实践,其实也就是关注妇女发展中最基本的政治问题、文化问题和身份认同问题。

日常的艰辛,持久如宿命的苦痛,如何在共同生活实践中涵容化育出普通人的生命意义和尊严?这里就有一种个体与其生活世界长久依存化合而来的“共命感”。特别是当代中国的普通妇女,她们终年忙碌于家庭内外多种社会生产结构中,不得不集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于一身,身心负担更重,痛感也更深切。然而,被众多社会角色建构起来的如此沉重压抑的性别身份,恰恰成为既令她备感痛苦、又能从中得到慰藉的意义本源。俗话说“原汤化原食”,她们就是在无止境也无变化的朝夕劳作中,竭尽全力地承担着,煎熬着,终于在家里家外的社会生活中获得了做人的尊严感、价值感,对生活本身的认同感、归属感,无论政治上、社会上还是家庭中都有了扎扎实实的根基和地位。

这正是生活世界无穷展开中源源不断提供的社会内容和形式,需要我们以格外的诚意和耐心去发掘、去阐释、去实践,还要有足够的勇气把日常实践概括提升为思想和理论,通过更加细腻的书写、阐释和理论提炼,赋形、取意而传神,藉此更深入地探讨有关中国社会转型、民众生活变迁和文化发展进程的历史梳理、现代阐释与理论创建,特别是妇女们植根生活世界和日常实践而来的文化认同、伦理自觉与主体建构等问题。

在我看来,关键还得从普通妇女在生活实践中体现的生命意义、尊严和价值入手,从溶于生活伦理的情义和智慧出发,深刻体认生活世界所具有的涵养生息之功,用心理解妇女在其生命实践中的坚忍维系之力。希望能藉此潜在于生活世界的实践性能量,重建我们的生活世界与感觉结构,重新确认普通民众安身立命和主体自觉的意义,从而更切实地回应当下的政治、文化与价值危机,以达到人心所向的政治复苏、社会拯救、文化自觉与价值重建。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妇女发展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夏国美

 

用社会性别的视角来看妇女运动的发展,可以说整个发展的历程就是一个不断上升,不断超越的解放过程。从被压迫被奴役的生育工具到人的解放,从盲目的人到独立的人的解放,从无差别意识到女性意识的解放,从差别意识到社会平等意识的解放,妇女运动的发展就是一系列的妇女解放过程。这个过程最终向着科学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全人类的解放发展。因此,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与中国的妇女发展联系起来,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长河中提出的一种科学预见,即:原始共产主义经过阶级社会的分化,必然按照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规律,进入科学共产主义的历程。用社会性别的概念来分析,这一科学预见与妇女的解放和发展显然有着十分深刻的内在联系。

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女性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云南泸沽湖至今存在的母系社会便是一种活的历史见证。父权制的确立,以及数千年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不仅造成了女性依附、顺从的人格特质,也造成了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沉睡。

今天,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妇女不仅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而且,随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男女平等思想,“社会性别”概念被广泛运用于学术讨论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中。

然而,当我们回顾共产主义宏大的历史规律时就会发现,社会性别视角要求建构的性别平等关系和相互协作关系,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真正平等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是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目标不可缺少的基本前提。所以,今日中国的妇女发展,不仅仅是妇女自身的需要,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还面临着艰难的历程。

与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所走过的道路不同,中国的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紧密相连;中国妇女在法律上获得的平等权利,也是社会主义男女平等国策的体现。但是,对于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来说,妇女要实现真正的解放,仅仅有法律的外部条件显然是不够的,更需要女性的内在觉悟。从文化的视角看,女性的内在觉悟包含了三层内容:一是要完成女性是“人”不是“物”的认识;二是要完成女性是与男性有区别的“人”的认识;三是要完成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中是平等合作的“人”的认识。而这三个层面的认识正好表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妇女解放运动的三个历史阶段中。

第一阶段从建国后开始,这是中国妇女整体被解放阶段。在这一阶段,大批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劳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群体社会化的过程,实现了从“物”到“人”的认识转变。通过意识形态、政治运动和行政干预,“男女平等”意识深入人心。“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也能做到”;无论男女,几乎人人都穿三种颜色:蓝色、灰色和草绿色。很显然,这种无视男女差异、将“一样”当做“平等”的理解决定了两性平等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平等。

第二阶段从改革开放后开始,这是中国妇女开始正视性别差异的阶段。随着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从服饰开始,女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显现出与男性的差异,社会也日益由“无性化”变为“性别化”。但是,这种强调差异的认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另一种偏差,如“妇女回家”和“妇女就业危机”,如美女文化,商业广告中女性的物化,以及女性重新沦为色情交易商品的现象等等。一部分妇女的平等权利得而复失。

第三阶段是党的“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国妇女运动开始追求尊重性别差异、实现性别互补与平等合作的和谐环境。这种认识不仅表现在妇女运动所产生的对男女角色行为和性别意识的重新理解上,也表现在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化所导致的学术变迁中。当然,由于中国的贫富差异和地区差异严重存在,妇女在主体意识的觉醒程度上相应的差异也很大,因此,就妇女发展问题而言,启蒙和创新需要同时进行,物质和精神也需要同步发展。

 

 

 

上海妇女发展的动力:政党、组织、制度和经济

上海社科院妇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包蕾萍

 

建国60周年以来,中国的社会环境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妇女发展,也和共和国一起历经世事沧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彰显上海特点的本土化模式。

政党领导下的妇女发展本土化模式。和西方女性发展不同,中国妇女发展走的是一条政党领导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中国本土化的妇女发展思想最早萌芽于太平天国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到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毛泽东在19397月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就提到“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这是没有问题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有关“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的讲话,对中国妇女发展起到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改变了1949年以前中国女性低文化、低收入、低地位的境遇,并将中国妇女发展融入社会发展的整体脉动之中。

妇女组织建设对妇女发展的积极作用。妇女发展离不开妇女组织的作用。上海市妇女组织体系建制于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文革期间受到冲击一度停止活动,70年代重建,改革开放之后在各级党委重视和支持下,市、区县、街镇、居村四级妇女组织形式和功能日趋完善。近年来,通过党建带妇建、居村妇代会选举以及两新组织妇女工作,使得基层妇联组织、妇女执委工作制和妇女代表联系制进一步加强,同时,上海民间妇女组织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女性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制度环境优化对妇女发展的保障作用。建国初期,宪法明确规定“男女平等”,与宪法相适应的其他全国性法律如《婚姻法》、《劳动法》、《继承法》等也纷纷就“男女平等”问题作出了规定。20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地方性法律先后出台,为女性进步提供了更多的制度支撑。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妇女发展被纳入上海社会经济宏观发展中进行整体规划。

经济因素对妇女进步的推动作用。建国60年以来,上海经济始终保持上升的趋势,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经济进入了高速腾飞时期,GDP总量呈直线上升,相应的科教文卫支出也迅速增长,这些有利条件为女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女性健康水平、教育水平、就业水平和参政水平自1949以来出现了明显的提高。

不能忽略的是,发展本身也伴随着一些不可避免的负面问题,这些问题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未来妇女发展要上新台阶,我们必须做到:

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共产党的伟大在于注意到了受压迫最深重的群体的发展需要。从符合妇女发展需要的角度去解放妇女,我们的政党也因此获得了最广大的拥护。这是未来发展中必须坚持的方向。

上海妇女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推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妇女全面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渐进式发展,“逐步缩小差异”。同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一样,男女两性的发展差距,同样是影响当前和今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因此,采取有效措施推进性别意识主流化,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工作。

妇女发展必须是一种自发的内生性发展。任何政治的成功都必须建立在符合人类真善美追求基础上。如果为了制度而制度,这种制度没有长久的生命力。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基布兹,曾经很主观地希望通过高效、集约的方式发展经济和培养儿童,但后来这样的光靠外力去推动的发展,是和儿童对家庭的需求本性相违背的。国内外的经验教训都说明,我们的妇女发展最终的成功,必须深入人心,成为妇女一种自发的内生性的发展需求,才能真正达到自由王国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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