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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来沪务工女性生存状态研究
上海市妇联课题组 | 摘自:上海妇女2012年3月刊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来沪务工女性的数量和比重快速增长。1997237万来沪流动人口中女性占37.1%2003499万流动人口中女性占42.7%2010年上海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897.7万来沪流动人口中女性达410.47万,占45.7%。青壮年女性劳动力的大量流入,极大地补充了上海女性劳动力资源,来沪务工女性正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并对上海社会结构、社会融合带来一系列影响。

从代际角度看,以出生于1980年为界,来沪务工女性可分为老一代和新生代(新生代又被称为第二代)。本研究将着重于两代来沪务工女性的比较,以期揭示新生代来沪务工女性的发展趋势和社会融入途径。

为了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来沪务工女性的基本状况,20119月课题组分别在普陀、闵行、浦东、奉贤四个区,进行了问卷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950份,其中老一代来沪务工女性322份,新生代来沪务工女性436份,男性来沪务工者192份(本文省略了与男性来沪务工者的比较)。

 

 

两代来沪务工女性比较

 

年龄、文化和来沪务工前状况

来沪务工女性年龄构成较轻,平均年龄仅为29.85岁;30岁以下比重超过总量的半数,达52.4%

来沪务工女性的文化程度总体较低,初中高达56.7%,高中为22.8%,小学及以下为15.1%;相比之下,新生代文化程度高于老一代,其高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老一代高30.3%

来沪务工女性来沪务工前主要是“上学”、“在老家务农”和“在其他城市工作”,各占30.9%30.6%24.7%;新生代来沪务工女性“上学”和“在其他城市工作”的比老一代高39.6%14%

年轻、有文化,其中一部分还有在其他城市的工作经历,使新生代来沪务工女性对老家、对土地的依恋不如老一代那么强烈,对人生有着更大追求。

 

婚姻、家庭、生育状况

来沪务工女性的婚姻以地缘性为主,配偶是老乡(同省、同县、同乡镇、同村合计)的比重占85.9%,其中配偶为同乡镇的比例最高,仅4.3%的配偶是上海人。新生代的地缘性婚姻比重略低,为77.4%,显示出她们寻求配偶的视野更加开阔。

89.5%的来沪务工女性配偶现居住在上海,配偶在其他城市打工的为5.1%,仍在老家的为4.9%。新生代与配偶一起在沪居住的比重高达91.2%,呈现“家庭化”打拼的特征。

95.4%的已婚来沪务工女性有孩子,平均现有子女数为1.52个。已婚新生代平均子女数为1.25个,一孩的占比为80%,孩子基本上在上海出生。

 

就业与经济状况

来沪务工女性主要从事的是餐饮服务、制造加工和商业服务,占比分别为39.5%24.8%17.6%;有10.9%是雇主或自我雇佣。新生代从事餐饮服务的比重高于老一代,达54.9%,而雇主或自我雇佣的比重低于老一代,仅4.9%

来沪务工女性工作稳定性较差,新生代平均更换工作次数为1.99次,老一代为2.31次;新生代在单位的平均工作时间为2.03年,老一代为4.95年。新生代更多因为“工资待遇较差”、“不适应”选择主动辞职,达65.1%,老一代则更多因为“单位没有活干了”被迫换工作,这与老一代比新生代更能吃苦耐劳,更能适应较艰苦的工作有关。

来沪务工女性的经济收入偏低,平均每月经济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和实物)为2,334.23元,其中,1,501~2,000元的占比最高为43.6%,4,000元以上仅占2.7%。新生代比老一代的平均收入更低,为2,271.25元,其中,约有10%等于或低于上海最低工资标准1280元。来沪务工女性找工作最看重“工作稳定”,其次是“收入多”、“工作环境好”。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还看重“开拓眼界”、“培训机会”、“晋升机会”,分别比老一代高出24.2%9.5%9.1%,显示出新生代对工作事业更有追求,更具开拓精神。

 

居住和生活情况

来沪务工女性居住地人均建筑面积是11.59平方米,“租房”占77.6%,“单位宿舍”占15.3%,“自购商品房”仅占5%;住房“无厨房或合用厨房设施”的占57.1%,“无卫生或合用卫生设施”的占65.8%;现住所的居住时间不超过3年的达70.6%,现住所的邻居62.6%“多为外地人”,20%“上海人外地人各占一半”,17.4%“多为上海人”。新生代与老一代相比居住面积基本持平,但与人合租比例更高,住房设施更差,居住时间更短,邻居“多为上海人”的比例则比老一代略高,这与她们在中心城区“合租”有关。

来沪务工女性以生存型消费为主,“吃住穿”三大消费合计占72.7%;新生代人月平均支出1,423元,低于老一代的1,607元。老一代在“吃饭”、“住房”、“烟酒”等方面的支出多一点,而新生代在“穿衣”、“化妆品”、“交朋友”、“通讯”等方面的支出多一点。可见,新生代除了“吃穿住”生存型消费,更追求流行时尚、注重打扮,更希望在外表上接近城市人。因此,她们有60%“存不下钱”,有58.9%“没有”给老家汇过钱。

 

社会交往、闲暇生活状况

在“除了工作原因,您平时与上海本地人是否交往?”这个问题上,来沪务工女性回答“不交往”的占39.6%,“偶尔交往”的占48.3%,“经常交往”的占12.1%。总体上,来沪务工女性因为居住地的邻居、工作中的同事多为外地人,加上语言交流障碍,平时经常接触、交往的上海本地人少。一般说来,在沪居住时间越长,与上海本地人日常交往也越多,新生代在沪居住时间比老一代短,因而与上海本地人交往的比例也更低,“经常交往”的仅占7.3%

对于“在上海期间,当你心情不太好时,或有困难时,你找过谁谈心或要求帮助?”这个问题,来沪务工女性选择“朋友”的占36.7%、选择“家人”的占32.2%、选择“老乡”的占21.5%、选择“同事”的占13.1%。新生代谈心或求助的对象更倾向于“朋友”,比老一代高19.3%

来沪务工女性最主要的闲暇方式是“看电视”,占69.1%,其他依次是“睡觉”占50.7%、“逛街”占38.8%、“上网”占25.2%。新生代“上网”、“看电影”、“玩手机”等现代休闲方式的比例分别比老一代高24%6.5%5%。数据显示,老一代休闲生活方式相对单一、传统,而新生代休闲生活相对丰富、现代。

 

劳动权益和公共服务状况

在雇员中,79.1%来沪务工女性与工作单位“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58.5%“参加了”社会保险。其中,新生代合同签约率为81.5%,比老一代高6.2%;社保参保率为63.1%,比老一代高10.8%

来沪务工女性总体技能水平较低,58.1%无技能等级,初级占比为23.1%,中级占比为16.8%,高级仅2%,新生代技能等级略高于老一代。有超过六成的来沪务工女性没有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同时有超过六成来沪务工女性感觉现有学历、技能不能适应上海就业需求。

来沪务工女性中,41.6%享受过免费放环、取环、环检,避孕药具发放、孕检费用减免以及计划生育补贴等服务,其中,老一代为46%,比新生代高7.7%,主要因为上海计生服务主要针对已婚女性,而新生代未婚比例较高。

在有子女的来沪务工女性中,68.3%有子女在上海接受幼儿园、小学、初中教育,其中,78.7%在“公办学校”就读。

来沪务工女性最迫切希望在上海拥有的权益是,“能和上海本地人同工同酬”占49.1%,“能享受公租房、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占37.6%,“子女初中毕业后能在上海上高中、考大学”占35.3%。新生代对同工同酬、住房、职业培训的诉求更强烈,而老一代对子女教育的诉求更强烈。

 

对上海的认同及未来意愿

56.4%来沪务工女性“喜欢”上海,只有5.3%“不喜欢”,老一代“喜欢”上海的比例比新生代高20.5%,呈现出居住时间越长越“喜欢”的态势。

上海对来沪务工女性最大的吸引力依次是,“工作机会较多”占50.9%,“社会治安较好”占30.3%,“收入较高”占26.5%。新生代更看重“个人发展机会”和“开拓视野”;老一代更看重“子女受教育条件较好”、“社会保障条件好”。

对于“今后是否想成为上海人?”来沪务工女性中有近一半处于模棱两可状态,新生代比老一代更不想成为上海人,有34.5%的新生代倾向于离开上海“可能会去别的城市工作生活”、“随时会回老家”;在沪居住时间越长,想成为上海人的意愿越强烈。

 

 

 

两代来沪务工女性生存、发展的主要问题

 

作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支不容忽视力量的两代来沪务工女性群体,她们的生存发展状况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其中新生代由于年纪较轻、阅历较少、居住时间较短、人生目标定位不同等原因,面临的生存发展问题更为突出。

(一)来沪务工女性总量持续增加,正在形成以新生代为主体的劳动力,但她们对不平等待遇感觉强烈,生存发展的客观现实使她们对成为上海人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以掩饰其难以实现的人生目标,心理融入上海的程度比较低。

(二)来沪务工女性与本地职工职业隔离严重,新生代集中在餐饮等服务业,工作收入少,工作环境差,工作更换频繁,处于更加边缘化的社会地位。

(三)来沪务工女性技术能级低下,新生代虽然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但劳动技能成为制约自身发展的瓶颈,有迫切的培训愿望却缺少机会,有迫切的发展愿望却缺少老一代的吃苦耐劳精神。

(四)来沪务工女性社会交往闭塞,新生代有意扩大社交圈,但她们的同事、邻居多为外地人,社会支持系统薄弱。

 

 

 

促进来沪务工女性生存、发展的对策建议

 

根据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两代来沪务工女性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提高来沪务工女性的技能素质是提高其经济收入、突破职业隔离的关键;引导来沪务工女性融入社区是扩大其社会交往、实现社会融合的有效途径。

 

按照上海“十二五”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要求,合理引导来沪务工女性提升知识结构和就业技能素质。

建议采取政府、企业、人民团体、社会组织有效合作、多管齐下的方式,加大对来沪务工女性的职业技能培训,落实培训补贴政策,建立培训奖励机制,通过适当的措施监督企业保证学习时间,激励来沪务工女性自主参加社会学习(如上海女子大学、女职工周末学校、社区学院),为上海经济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并达到间接调控人口结构的目的。

 

积极鼓励来沪务工女性自主创业就业,精心培育和大力宣传先进典型,带动群体不懈追求人生美好愿景。

建议有关方面将评选“优秀女农民工”变为评选“优秀新上海女性”、“优秀来沪务工女性”、“优秀来沪创业女性”等,更加尊重来沪务工女性,体现上海海纳百川的风范,激发来沪务工女性的主人翁责任感和成就感。同时,发挥媒体宣传功能,让广大市民更加了解来沪务工女性的贡献,更加关注来沪务工女性的需求,更加支持和帮助来沪务工女性发展。

 

加强和推动社会支持网络建设,促进来沪务工女性与城市社会的融合。

建议通过加强厂际联络、创办社区俱乐部等,改变来沪务工女性原有社会网络结构;通过相关公共政策引导,鼓励与本地市民的混合居住模式,增进各类女性群体的交流,提供心理支持环境;通过积极扶持或者购买服务,扶助非政府组织面向来沪女性群体的服务开发和实施各类社会融合项目。

 

采取积极、谨慎、有序的渐进模式,继续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建议探索居住证新功能,推行居住证与相关公共服务项目挂钩方法,即依据居住年限、学历或职称、社保年限、纳税年限及金额等,办理不同期限和级别的居住证,明确规定各类居住证享有的公共服务的内容和水平,实现一证多用。激励来沪人员参加学习、努力工作,实现自身和家庭的不断进步。

 

坚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管理创新,逐步实现来沪务工女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建议切实贯彻落实上海已经出台的规定,重点加快与公共服务相关的配套改革,突破制度性、政策性限制,逐步使来沪务工女性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重视发挥群众团体在促进来沪务工女性社会融合中的特殊作用,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源配套。

建议有关方面发挥群众团体的枢纽作用,支持他们培育、联系、凝聚社会组织在来沪务工女性集中的企业、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和针对需求的服务项目(如学说上海话、法律知识讲座、家庭教育指导),丰富她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综合素质,增进与本地妇女的互动,从而提升来沪务工女性对上海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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