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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不是吃青春饭的” ——女性文学中“老年缺席”问题探究
李有亮 | 摘自:上海妇女2012年5月刊

很久以来,无论是读小说还是观赏影视作品,当今文坛留给我们的共同印象是,唱主角的基本上都是俊男靓女。尤其在女性文学作品中,更是一律由“美女”来担当主人公。这些美女主角无疑都年轻貌美,身材惹火,气质出众,特别是经改编为影视剧之后,这些书本中的美丽文字就转变为更受观众欢迎和追捧的青春偶像,引起整个大众娱乐界一波又一波的追星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恰是老年文学的高度匮乏,不仅很少有以老年女性为主角,以老年女性生活为内容的文学作品,即便有,也往往是为年轻女主人公充当配角。而与此同时,中国老龄化时代已迅速到来。据统计,截至2010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已达1.7亿,约占人口总数的13%以上,而其中老年女性比例超过60%。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却在同为女性的作家笔下成为事实上的“被遗忘和被抛弃”的人。

 

 

 

“缺席”的涵义

为了更确切地表达“缺席”一词的意思,我们分几个方面来进行阐释:

数量少:尽管目前尚未对数目巨大的中国女性文学作品中女性主角的年龄特征作出精确统计和比例测算,但是,年轻女性充当主角的比率远远高于老年女性,这似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姑且不论古代,即使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女性新文学,我们稍加回顾,能够列举得出的耳熟能详的人物名字,绝大多数都是2040岁这一年龄段的年轻女性,其中尤以2535岁为最多。

非正位:在数量有限的涉笔老年女性的作品中,这些女性又多被设置在偏离主位的次要席位上,比如年轻女主人公的妈妈、婆婆、亲戚、保姆、街道干部、社区阿姨等一些配角形象,其存在的价值无疑是为了映衬主要人物,或是为主角营造生活氛围,而她们自身的生活表达却是被大量遮蔽、严重残缺的。如近来火热上映的《青春期遇见更年期》、《婆婆遇见妈》、《双城生活》,以及前两年热播的《双面胶》、《我的青春谁做主》等一大批所谓家庭伦理剧,其实质一律是为迎合现代情感消费而炮制的青春偶像剧。老年女性在其中除了作为陪衬围绕年轻一代活着之外,几乎很少有自己的完整生活。

非常态:在一些涉及老年女性的文学作品中,这些女性不仅偏离正位,而且常常被粗暴地加以异化处理,甚至被妖魔化。在许多当下流行的女性作品中,老年女性的笔墨或镜头若稍多一些,就常常被描写成要么乖张暴戾,要么刁钻蛮横,几乎少有正常状态下的老年妇女生活的正面书写和老年女性艺术典型的正面塑造。

少平民:在近百年的女性新文学创作中,以中老年成熟女性形象而存在的为数不多的艺术典型,其身份往往是非平民、不普通的:或者出身高贵,如一些历史题材小说和古装电视剧中的皇太后(慈禧)、老祖宗(贾母)、老英雄(佘太君)等,以及一些港台地区、新加坡等海外华人富商、豪门望族中的老年女性主角;或者才华出众,气质不凡,如《画魂》中的潘玉良、《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钟雨……

缺当下:承上述,现有的女性文学作品在塑造较有光彩的老年女性形象时,往往转身投向历史去寻找资源,而对当下社会现实中实实在在生活着的广大老年妇女视而不见、避而不写,以致这一特定社会人群从外在生活形态到内心精神诉求,都很少在文学作品中得到较为完整、深入的描述与传达。

 

 

现象背后的原因剖析

为什么会在女性文学作品中长期普遍地存在着这种“老年缺席”现象?

笔者认为是因为面对几千年男权传统的重压,女性长期难以确立自我价值,以致女人因过于“自轻”而在“老”的问题上自觉不自觉地采取了逃避态度。这种“逃避”,又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情形予以体现的。

 

夸大两性对峙,导致女性主角幼稚化

在女性文学写作中,有许多时候是有意无意地将男女两性关系作了对立性的处理,也就是将男性置于女性的对立面来塑造。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互相争雄,各不相让,搞得剑拔弩张,甚至不断引发全社会范围的男女两性大战。这种情形以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的女性写作最为明显,如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陈染的《无处告别》、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徐小斌的《双鱼星座》、徐坤的《厨房》、蒋子丹的《绝响》等。这些作品最大的贡献应是对于男权传统的持续而尖锐的批判,充分体现出独立自强的女性意识。然而,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作品中对于男女两性关系的设置与处理均存在一定的非理性、情绪化趋向,其中的男女主人公常常被置于对立的两端,甚至有些针锋相对、水火不容。而在这样的“对峙性”想象中,男女主人公的现实定位(当然包括年龄定位)自然而然就会趋于年轻化、幼稚化,其中的女主人公年轻漂亮、富于激情、执着于爱、容易受伤等特征就似乎成为一种共性模式,而女性进入中老年时段后的成熟、稳定、平常、理性、波澜不惊的生活情态,对于作家们反抗男权、表达独立的情感诉求似乎显出诸多不力。

但是,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女性批判男权的历程之后,女性意识当中的理性成分亟需进一步增强。因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批判男权传统与“贬抑男性”、“打倒男性”是两回事;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男权传统的压迫中,女性是“主要的”受害者,但不是“唯一的”受害者,男性个体生命形态同样在这种传统体制中深受其害。就是说,妇女解放不单是女性的事,而是全社会、全人类的事,是需要女人和男人们共同去完成的神圣使命;我们的未来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建立男女两性和谐、平衡发展的世界。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我觉得女性文学在批判男权传统的同时,还应该考虑未来两性关系的建设问题,女性文学创作不能过多停留在男女两性互为对峙的“青春期”想象阶段,而应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增强自己的性别理性意识,积极调整写作心态,努力探索一个更为宽广、更为丰富、更具生命涵盖力、更能表达对女性普遍命运终极性关怀的思想视界和精神空间。

 

过度身体迷恋,导致女性主角私人化

这种情形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最初于女性作品中出现了对女性身体、女性欲望大胆袒露的“个人化”、“私人性”书写之后,阅读与批评界虽然有毁有誉,但总体上给予此类女性写作的评价很高。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对陈染、林白、海男她们的极具个性化的作品把握上,即便是对后来的卫慧、棉棉、赵波这一批号称“身体写作”的更年轻的一代,评论界始终保持着慎重、严谨的解读态度,并且也确实敏锐发现和深刻揭示出了女性对自我身体的高度关注、对生命本真欲望的敞露之于妇女解放事业的非同寻常的意义。女性身体造了男权传统道德的反,对男权伦理秩序、欲望特权及阅读经验都形成了极大的挑战性和冲击力。

然而,女性身体在写作行为中只具有起点性质,性、欲望更非女性生命价值的终极目标,女性身体在文学建构中必须承担相应的思想负荷与审美意义,这是文学的需要,也是女性解放自身的需要。尤其应该加以反省的是,过度迷恋身体的女性写作,实际上是给通向广阔的女性生命领域的文学探索人为设置了一道“窄门”,它的“私人性”、“欲望化”特征自动屏蔽了进入中老年成熟阶段女性更为丰富、更为厚重、更为深沉的生命经验,由此必然显现出女性主体经验的单薄、思想的贫乏以及生命涵盖的有限。所以说,如果将身体(主要是年轻女性的身体)作为一种资本而一味地欣赏迷恋、一味地加以炫耀甚至卖弄,其结果必然如魏天真在《慎重对待身体》一文中所言:“以叛逆姿态对抗话语霸权的身体写作转变成吸引眼球、在商品经济时代适者生存的身体写作,对男性中心的颠覆变成对男性窥视欲的迎合,一种性别斗争的方式成了个人推销自我的手段。”对于这一点,一些杰出的女性评论家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在十多年前,刘慧英的《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欲望对象化》和林丹娅的《女性视点:广告与魔镜》两篇文章就深刻指出,泛滥于90年代的商品文化、市场广告文化是对于女性生活空间的侵扰和强制性塑造,其背后活跃着的依然是陈腐的男权思想及对女性生活的窥视欲望。

然而直到今天,利用年轻女性身体赚取眼球、吸引消费、谋求商业利益的大众文化仍然大行其道,而在许多时候,女性文学创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消费市场的合谋者,严重淡忘了自己对女性整体所负有的表达使命。

 

迷信表层经验,导致女性主角感性化

这是在近十多年来发生于中国作家创作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一些作家特别是年轻作家将生活经验直接当作文学资源,他们满足于对这种“现实泡沫”的描绘,却严重忽视了被这些“现实泡沫”所遮蔽了的存在的真相。这一问题在女性写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对于表层经验的过度痴迷,必然导致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在思想深度上的极端贫乏,感性化、私欲化、碎片化、无目标化成为这些“新新人类”的共同气质。而同时对于成年生活、家庭担当、年老色衰等种种现实问题愈加回避,对于老年生活的关注、老年经验的想象也就更加不可能了。评论家谢有顺说:“我并不否认,经验在文学写作中的全面崛起,强化了写作的真实感,并为文学如何更好地介入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源。但我想说的是,经验并不是当代生活的全部,也非写作惟一用力和扎根的地方——在复杂的当代生活面前,经验其实常常失效。一个作家,如果过分迷信经验的力量,过分夸大经验的准确性和概括性,他势必远离存在,远离精神的核心地带,最终被经验所奴役。”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提出了自己所认为的好小说的“标准”:“好小说必须在世界和存在面前获得一种深度,而不是简单地在生活经验的表面滑行。”这是敏锐的评论家对文坛目前甚嚣尘上的“经验写作”的当头棒喝,是对经验奴役文学局面的强烈不满和深切忧虑。无疑,女性写作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充当了“急先锋”,经验陈列替代了必要的艺术想象,而意义、深度、虚构、创造这些文学质素变得无足轻重,有的女性文本甚至已经将经验作为炫耀、贩卖的资本,这不仅已严重偏离批判男权的基本轨道,而且实际上还成为了男权的同谋。

 

 

一种全新的期待

女性文学中的“老年缺席”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规避成熟。

这是女性写作中长期潜藏着的一个误区,或曰一种危机。规避自我成熟,意指女性文本中对女性成熟状态的普通生活和普遍生命意义的漠视和回避。现在女性文学作品中的年轻女主人公大都表现出任性、浮躁、缺乏理想、注重享受、淡化责任等幼稚化倾向,与女性进入成熟阶段以后的沉稳、坦然、眷念亲情、甘于付出、重视内心生活等形成很大反差。这一点从女性作家对作品中女性人物的年龄设置和处理方面看得特别清楚,她们大多注重女性青春岁月的“黄金段”叙事,而避开了她们中老年以后日益平常的生活现实。即使写了女性的“后半程”,也绝不像写她们年轻时候的生命体验那样有激情、有想象力、有丰厚内蕴。

也许,对于当代女性文学中长期存在的“老年缺席”现象,有人会作出这样的辩解:女性写作(或所有写作)总是与写作主体的年龄、阅历、经验密切相关,作家不可能超前写出自己以后的生命情态,更多时候作家的写作是采取一种“回望”姿势。但是,这样的说辞只具有表面的合理性,对于一个伟大作家而言,想象力的重要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转身“回望”中,同样也体现在超前“预想”中。那些文学大师们的创作实践早已证明了这一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为其赢得殊荣绝非偶然,从桑提亚哥这位80多岁的古巴老渔民身上,我们读到的不仅仅是作者所热爱的美利坚英雄主义,更有全人类的生存本质。可是,我们的文学写作为什么就只愿围绕“青春期”做文章呢?这里面恐怕涉及一个对生命的平等关爱问题:平等看待每一个个体生命,悉心关爱每一个现实中的弱者,这需要一种胸怀与境界。为什么我们的当代文学人物长廊中活跃着的绝大多数是少男少女、俊男靓女,或者一些功成名就之士,而老人与儿童的成功塑造却少而又少?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文学将生活中最需要关怀的部分给忽略掉了。而过于关注和炫耀生命强势的青春岁月,其实是对生命完整意义的粗暴删减。诗人郑敏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就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女性文学不能打破把女性看作青春偶像的观念呢?为什么不能进入一种更广阔的境界呢?”这实在应该引起女性文学创作者的高度警觉。

当然,我们也已注意到,从20世纪初以来,一些杰出的女作家还是试图突破创作中眷恋“青春期”的局限,并在一定程度上可谓获得了成功。如上个世纪40年代冰心创作的《关于女人》小说系列之一《我的房东》中的R小姐,张爱玲创作的《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新时期以来铁凝的《玫瑰门》中的司漪纹、《大浴女》中的尹小跳,王安忆《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天香》中的蕙兰,张洁《无字》中的吴为、张抗抗《作女》中的陶桃等成年女性或成熟女性形象的塑造。但是,这些颇为成功的女性形象,若是放置在今天我们所期待的“现实的”、“普通的”、“常态的”审美视阈中来看,依然多是“剑走偏锋”:R小姐是个60岁的卓尔不群的法国独身主义女性,曹七巧和司漪纹同属为现实命运扭曲了人格的病态女性,尹小跳的成长表达的是作者对理想女性的呼唤与热望,王琦瑶的姣好容貌遮盖不住其乖张的性格与多舛的命运,而蕙兰、吴为、陶桃均是有超群技艺与智商的非凡女性……这些成功的女性形象仍然囿于“历史的”、“特殊的”、“异常的”文学想象陈规。

倒是有一位长期居住国外的女作家严歌苓,给我们呈现出一些新的“文学景观”,在她的《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长篇小说中,直接将写作焦距对准现实生活中的普通女性、小人物,刻画她们的内心生活,描绘她们的坎坷命运,尤其是对她们晚年的现实与精神生活予以了细致入微的关怀,体现出其跨越中西的独特审美视界和深沉温暖的人文情怀。

王安忆不久前在谈其长篇小说《天香》时曾经说过:“写作不是吃青春饭的。”我认为这是作家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而在创作理念上进行的自觉提升。我们期待着,也相信会有更多的女性作家能够突破文学写作的“青春期”情结,真正走向成熟,并塑造出包含老年女性在内的更具普遍生命涵盖力的成功的女性艺术典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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