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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变迁和社会应对
| 摘自:上海妇女2014年8月刊

 

——纪念国际家庭年20周年座谈会

 

 

策划/执行: 上海社科院家庭研究中心、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

主持:杨雄(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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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28,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1994年为“国际家庭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Family),并确定其主题为“家庭:变化世界中的动力与责任”,其目的是“在社会核心建立最小的民主体制”。此后联合国有关机构又确定以屋顶盖心的图案作为“国际家庭年”的标志,昭示人们用生命和爱心去建立温暖的家庭。国际家庭年的宗旨是提高各国政府、决策者和公众对于家庭问题的认识,促进各政府机构制定、执行和监督家庭政策。

 

1993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又作出决定,从1994年起,每年515日为“国际家庭日” (International Day for Families)。设立“国际家庭日”旨在改善家庭的地位和条件,加强在保护和援助家庭方面的国际合作。

 

 

 

 

家庭代际结构变迁与社会支持

 

徐安琪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

 

有观点认为,几次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二十年来,中国家庭的变迁出现了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类型多元化、家庭功能弱化、家庭关系松散化等特点。家庭人口持续减少,核心家庭已占到70%,家庭结构简单,家庭纽带松弛,家庭的生育功能、养老功能都在弱化。

我个人认为上述判断还是有失偏颇的,容易把家庭问题的重点转移到子代的道德衰弱上,说到家庭问题,就会说80后的闪婚闪离、自私自利、缺乏自理能力,容易把家庭问题简单化。另外,人口普查资料尽管越来越接近实际,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可能更多地顾及户籍状况而不是实际的人口状况。

从我们的研究结果看,扩大家庭依然是中国最基本最主要的家庭结构类型。虽然形式上核心家庭占到70%(其实核心家庭在几十年前也是占多数的),但扩大家庭并没有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减少,特别在农村,代际之间高度情感性的支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减反增。为家奋斗、互相负责、扶老携幼,还是中国式家庭的主要特质。而在欧美,扩大家庭的比例很低,因为孩子成年了就要搬出去住,这和我们国家有很大不同。

在中国,扶幼赡老仍然要依赖扩大家庭。现代社会,子女工作很紧张,隔代抚养情况很普遍,有调查表明,老年人和子女的同住率在城市为40%50%,在农村为60%以上,独生子女和父母住在一起的比例还要高。从中国社科院的全国性调查资料来看,扩大家庭在个人生命周期的两端,即刚结婚和年老时,都非常高,到了中年以后会下降。

过去我们的研究多是以家庭为分析单位,扩大型家庭约占30%左右,但如果以人口为分析单位,生活在大家庭里的人口占到40%以上,扩大型家庭的比重还是很高的,将近一半。而且,即使是小家庭,都住得比较近,所谓理想的家庭模式是两扇门一碗汤的距离,分而不远,疏而不离,形成互惠式的家庭网络。

因此,尽管分户独居更自由自在,核心家庭在中国占大多数,但是从关系视角来看,中国的家庭结构从本质上说仍然是扩大的功能强健的互惠集团,尤其在子女抚育和老人赡养的生命两端,经济互助型需求共同体的传统互惠模式依然在继续。

与西方不同,中国家庭的多元化并不是体现在单身、单亲、非婚生育、再婚、丁克家庭里面,而是体现在临时的扩大家庭、流动家庭、留守家庭、隔代家庭、领养家庭等形式上,这些家庭形式边界模糊,综合灵活,具有中国式的变通性、临时性、过渡性、流动性的多元化色彩。

但是,目前中国家庭的代际支持也面临着责任和能力的两难选择,市场经济使工作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加大,就业者面临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年轻父母承受育儿的多重压力而普遍焦虑,老年父母的隔代抚育也不堪重负,尤其是留守老人的负担特别重,同时独生子女也面临养老的危机,另外在全球化的风险社会背景下,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突发事故、疾病、意外伤害,引起家庭功能不良和生存危机,不少家庭已不堪重负,生活质量下降,或只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必须依靠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所以非常期待家庭公共政策的雪中送炭。

应该说,我国政府也做了很多努力,包括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困难家庭医疗保险、廉租房、居家养老等等,但较多的还是对弱势家庭的应急救济。政府还是认为家庭事务是个人的私领域,小事情,不是公民的大事情。国外比较重视的促进工作家庭平衡的政策,我国政府还没有放到议事日程上,所以政府和社会还是要改变家庭政策制定的理念,以支持和满足家庭成员发展的需要为出发点,重视预防性和支持性的帮助。

现在很多领导认为妇女在家庭领域有很大优势,希望妇女承担起更多的家庭责任,但是,这是否会影响妇女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是否会影响妇女的总体发展?所以,政府仍然要保障妇女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她们自己选择到底是留在家里还是出去工作;政府也要进一步推动制定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公共政策,发展幼托、暑托等民间组织,鼓励弹性工作制,设立家庭照顾假等,推动家庭科学教育和训练的制度化。

 

 

 

家庭化流动及其贫困化风险

 

薛亚利  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中国家庭研究》编辑部主任

 

中国早期的社会流动是个体的流动,呈现家庭离散化的特点。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社会流动开始以夫妻、夫妻带着孩子的家庭形式出现。来自国家卫计委的数据:2012年,流动人口中70%是以家庭形式流动,在新生代流动人口中,结婚的超过50%,其中90%是家庭化流动,而带着孩子完整家庭流动的达到60%,不带孩子的30%左右。这是中国流动人口的新趋势。

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住时间越来越长,30%以上超过5年;省际流动、跨省流动人口比例越来越多;同时,随着流动人口年龄层次的变化,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从家庭生命周期看,更多的年轻人将步入已婚的年龄,将要生儿育女。如果说老一辈的流动人口是生存型的,体现的是吃苦耐劳的精神,那么,新生代的流动人口,以发展型理念为主导,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和维权意识。

2.36亿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对流入地城市的住房、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会产生深远的持续性的影响。据调查,在就业稳定的农村户籍人口中,有1/3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参加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的也在30%以下。社会转型期,很多风险由家庭面对,导致家庭贫困一是因病致贫,二是因学致贫,而流动家庭在这方面的隐忧更多。

隐忧之一是流动家庭的就业状况。中国劳动力市场是城乡二元结构,相对于工作体面、收入高、有保障的一级劳动力市场,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从事的是难度较大、要求苛刻、危险程度较高3D型工种,收入低、危险、没有保障。一旦发生意外,这类家庭异常脆弱。隐忧之二,从流动家庭的孩子状况看,在户籍儿童、农村儿童、流动儿童三类人群中,流动家庭的儿童是最糟糕的,其就学率既低于农村留守儿童,更低于城市户籍儿童。618岁流动儿童的不在学率为10%,留守儿童的不在学率是5%,跨省流动家庭的孩子问题更加严重,其中,初中阶段不在学率为7%,高中阶段为53%,这些孩子或过早就业,或在社会上闲逛,这么大的人群如果在城市里这样生存下去的话,是很可怕的。这些孩子已过早地就业,其中有1/3的孩子已进入到3D特征的工种里去了,他们的收入会更低,可能就是童工的待遇。流动家庭进入城市,父母进入3D劳动力市场,同时他们家庭的未来——他们的子女一半以上,由于没有接受很好的教育,仍在从事3D职业,一旦遭遇天灾人祸,这样的家庭很容易贫困化,而这种贫困几乎没有改变的机会,是贫困的代际传递。

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在就业方面,就业市场不要排斥流动人口,不要以户籍为招聘条件,要给他们就业的机会;二要支持流动人口创业,不少流动人口来到上海,都有自己的创业计划、人生规划,要为他们创造创业条件,比如帮助申请小额贷款等。三要针对流动家庭设计一些适合女性就业的机会。新生代流动家庭还处于生育旺期,女性的就业相对灵活。如果家庭中只有一个人就业,陷入贫困的概率就大一些。

另外,在教育政策上要做好流动孩子教育的衔接工作,比如开办职业学校,做好流动孩子的职业教育,比如给予学费的优惠,在流动孩子中间营造学习气氛,不要让他们游荡在社会上。

 

 

 

专业性的社区干预是家庭压力和危机应对的重要资源

 

林志敏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上海小矮人之家总干事

 

 

上海小矮人之家是从事家庭教育的民间机构,我们接触的多是问题家庭。

社区有时会发生家庭恶性事件,在恶性事件的背后往往有创伤,很多创伤来自当事人幼年时的遭遇。但是,中国有个传统观念,“家丑不可外扬”,家里的事情居民一般都不会说,为了发现家庭是否存有创伤,以便及早治疗,社区有必要创造一些条件,开一扇窗,或一个通道,或建立一些观察哨,让有问题的家庭能够呈现出来。这些都需要专业介入,没有专业介入,根本不会发现家庭会出现什么状况,如果没有对问题家庭的观察和及早诊断,等到大打出手、出了人命再去干预就来不及了,要付出很大的社会成本。

另外,社区还可以组建家庭生态群,把需要帮助的家庭联合起来,形成团体,这就好比建一片树林,让树木之间互相依偎、互相支持。在家庭生态群里,家庭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了解熟悉,互相觉得安全。在聊家常中,会聊出一些家庭问题,这样问题就浮现在水面上了,然后,可以组织一些活动,比如开办讲座,让问题家庭了解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家庭成员的相处之道;比如喝茶聊天,让问题家庭在安全的环境里讲述家庭不幸的故事。这时,也必须要有专业介入,有正能量的引导,引导他们正确地处理问题,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关注问题家庭,社区要建立长效机制,不能搞一次活动就结束了,因为活动结束了,家庭还没有结束。家庭创伤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其实都生活在类创伤的家庭里面,比如被父母打骂也是一种受伤的经历,这种受伤的经历如果带到婚姻里面也很不好,会导致创伤的互相链接、传递、弥漫。被打骂长大的孩子,在对待子女对待配偶上都会有问题,可能表现为情感冷漠和态度不应对,造成夫妻分裂。解决之道在于长期的跟踪,即所谓的陪伴式的扶助服务,建立共化的家庭生态群,支持他们长期在一起,帮助他们进行长期的文化梳理和认知的提高。社区如果不建立长效机制,家庭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为及时发现和治疗家庭创伤,我们建立了一套循序渐进的模式。第一步是宣传动员,普及常识,让个案浮现出来。然后,让问题家庭进入到解决个案问题的生态群落里,进行专业疏导和深入的家庭扶助,同时,让受到帮助的家庭再去帮助需要帮助的家庭,互相衍伸,互相传递正能量。通过这个模型近十年的实践,我们帮到了许多需要帮助的家庭。

 

 

东南亚国家的家庭政策

 

唐灿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

 

 

我首先谈谈家庭政策在国际上有哪些模式。当代学者埃斯平·安德森是研究福利体制的,他提出的福利体制框架经常被家庭政策研究者用作比较研究。福利体制其实是福利产品在国家、市场、家庭中的制度性的分配情况。目前全世界主要有五种模式。

模式一:自由主义的福利体制,代表国家是美国和英国。特点是国家很少提供普惠制的福利,更多的是鼓励人们通过市场来获得福利。只有当家庭陷入危机,当市场没有能力为这些家庭提供福利时,国家才会承担拾遗补缺的角色。

模式二:保守主义的福利体制,比如德国、法国。体现在性别角色上,国家认同、鼓励和支持的家庭模式就是男主外女主内,政府鼓励妻子在家里照顾孩子,并给丈夫提供高的劳动报酬,而妻子可以因为丈夫工作获得社会保险。并且,国家在福利体制中并不扮演主角,而是把家庭作为福利的主要提供者,国家是家庭辅助者,支持家庭成为有凝聚力、运转良好的社会单元。

模式三: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以北欧为代表。北欧是高度的福利国家,在这种福利体制下,强势的国家和政府是福利的主要提供者,国家负责分配几乎所有的资源,也负责所有福利的提供,其中有一个词叫去家庭化,比如国家提供非常完备的托幼制度,免去父母的后顾之忧;国家提供家庭和工作平衡的社会政策,帮助夫妻更好地就业。这种去家庭化,其实是国家把家庭关系中的角色社会化了,都作为福利给个体。在这样的制度下,福利单位是个体,不是家庭。

模式四:南欧家族主义的福利体制。这一福利体制是建立在家族主义的基础之上,不仅仅是三口之家,而是把亲属都包括在内。这是一种家庭亲属团结的模式,家族扮演着主要的核心角色。

模式五:东南亚发展型的福利体制,这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福利体制。在福利体制和经济发展顺序上,国家优先强调经济发展。在社会安全保障上,国家的支出是比较低的。国家不太积极为家庭提供支持,而是放手让家庭成员互相帮助,让家庭承担更多的福利责任。

以上是五种模式,下面我再谈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家庭政策的主要特点,与中国作一个比照。

特点之一是强调家庭主义的儒家色彩。从经济学角度讲,所谓家庭主义是以家庭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计算成本和收益的一种观念。为了保证投入产出比最高,家庭主义较少提及个人权利,更多强调了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提倡家庭内部的互助共济,这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早期家庭政策的主要特点。日本从1973年开始构建弹性的社会福利政策和家庭政策,其中家庭被认为是福利的主要提供者,强调家庭内部相互协作的组织结构和趋同意识。这也表现在灾后日本家庭自我谋求怎样生存、怎样发展的坚忍。1979年,日本出台了一个充实家庭基础生活的对策,在老人赡养方面,把三代同堂作为理想的家庭模式,并向这种三代同堂的家庭提供社会福利。

韩国和日本非常相像,也要求家庭承担提供福利产品的主要责任,并一再提到照料的责任主要由妇女承担,这和我国是非常相似的。台湾和我们更加相似,上个世纪,台湾一直对家庭采取不干预的政策,强调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强调家庭在保育和赡养方面的责任,鼓励三代同堂和代际之间的互助。在台湾学者眼里,台湾对家庭主义的强调,是台湾经济起飞非常重要的因素,政府因此能腾出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去谋求它的经济发展。有不少台湾学者批评政府通过鼓吹家庭主义,来回避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我国政府把赡养老人写入中国的法律,意味着中国的家庭主义得到法律的确认,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特点之二是家庭政策起步比较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都是后发国家(地区),其社会保障制度都是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日本是1973年,韩国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现在正处在构建家庭政策的过程中,家庭政策对我国来说刚刚起步。

特点之三是国家从不干预向干预转型。家庭主义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早期家庭政策的特点,但到了90年代,政府从不干预转向了有限干预。一方面,上世纪70~80年代,东南亚社会面临了和西方同样的人口问题和家庭问题;另一方面,东南亚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政府有资本,有余暇和余力来回应家庭的福利需求,因此加大了国家在家庭福利中的供给份额。比如韩国在90年代之后,国家介入了包括老人和婴幼儿照顾在内的家庭照顾服务,并出现了一个同步现象,就是韩国的非政府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其实在扶持家庭方面非常需要扎根于草根的NGO组织,但政府也要有相应的政策鼓励这些组织出现,并扶持它。韩国不再像过去那样把家庭置于最重要的福利供给地位,而是政府、市场、家庭、非政府组织之间相互协调和平衡。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家庭政策的较早转变也都是开始于家庭照顾这个点上,政府在80岁以上高龄老人、失能老人身上投入更多。

特点之四是老人赡养成为家庭政策的重点之一。在东南亚的儒家文化里,赡养老人是家庭的本分,但家庭现在负担很沉重,尤其独子化的家庭,非常需要政府提供支持和帮助。1979年的时候,日本虽然还把三代同堂作为理想模式,但渐渐发现,把老人放在三代同堂的家庭里面的可能性已渐渐不存在了,因为住在农村的基本都是老人,年轻人都涌到了大城市,他们和祖辈和父辈都相距很远,怎么能提供赡养? 2000年,日本出台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体系,标志着日本成为东亚地区第一个由政府主要负担老人长期护理费用的国家,这一制度体系改变了日本传统的家庭照顾模式,老人赡养正在走向社会照料这样一个方向,但是,目前日本的财政已经有点难以为继,中国想要模仿日本,这些思路都是很好的,但该怎么学?学的时候也要看到这种照顾体制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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