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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训家风与文化传承
| 摘自:上海妇女2014年11月刊

 

 

策划/执行: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上海市伦理学会、上海市家庭教育研究会、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上海市台湾研究会

主持:陆晓禾(上海市伦理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敬奉贤人、见贤思齐”

袁晓林  上海市奉贤区委副书记

 

地处黄浦江南岸的奉贤区,相传因孔门十哲之一、唯一南方弟子言偃(今江苏常熟人)曾到此结坛讲学,后世以“敬奉贤人、见贤思齐”而得名。经过千百年的积淀,形成了以“敬奉贤人、见贤思齐”为内核的地方特色文化——“贤文化”。在“贤文化”的滋养下,奉贤百姓自立、诚信、友善、和睦、勤俭、孝老、爱亲,逐渐凝聚成了一种地方文化基因。

“家风”、“家教”历来是中华民族文明传承的重要方式,也是传统美德传承的重要资源。尽管奉贤建县的历史不到300年,但奉贤有着传家训、重家风的好传统。有据可查的家谱有30余部,目前在区档案馆里留存的有平阳曹氏族规、庄行庄氏家训等14种家规家训。可以说,奉贤的“家训家风”是“贤文化”在治家育人方面的具体表现,更是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根天线上,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因此,“好家训好家风”活动迅速得到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响应。

“好家训好家风”活动是一项源于民间、植根群众的传统文化活动。从活动一开始,我区就突出了群众的参与性,通过发掘传统节庆资源引导群众参与。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中国的传统节日本身就包含着许多家训家风的内涵,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文化教育资源。我们以传统节日为载体——春节,引导村民把家训写成春联张贴;元宵节,把家训内容写进花灯,让村民在看花灯猜灯谜的同时感受家训;端午节开展历代名家家训吟诵会;开展中秋团圆、重阳孝老敬老等活动,让“好家训好家风”活动融入百姓寻常生活,可亲可近可行。

我们从区、镇、村三个层面开展好家训治家格言和好家风小故事汇编,开通了“好家风”培育工作网络平台。截至今年7月,全区共征集家训73,901条,家风小故事5,558个,编成了《贤城家风传小故事》汇编本,并且开展家风小故事演讲比赛,录制电视访谈节目,开展廉政文化进家庭活动。

“好家训好家风”活动从村庄出发,带动民风村风,促进了乡村治理;“好家训好家风”活动在社区扎根,推动了文明社区的建设和地方文化的建设。

“好家训好家风”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我们要努力将“好家训好家风”活动培育成为市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自觉行动,让中华传统文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生发新枝。

 

 

 

从家训到校训

李悦心  1881台湾职业女性联谊会会长

 

2000年我来上海的时候,和一位上海朋友坐计程车。上了车我对司机说:“师傅麻烦你,带我到××地方。”到了目的地,我就对司机说:“师傅谢谢你。”下车后,上海的朋友对我说:“你一定要这么说话吗?我觉得你们台湾人好虚伪,动不动就请啊麻烦啊谢谢啊,我们坐他的车,应该是他来谢谢我们,怎么会是你谢谢他呢?”当时我歪着头看了她一眼,心想:我做错了吗?这不是做人应该有的基本的态度吗?

我在复旦大学国学班上课,很多国学教授都会提到台湾,说台湾是将中华文化保留得最好的一块净土。是的,我们从小就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长大,所谓的文化、礼仪、传统已经深入到我们的骨髓,成为我们做人处事的基本态度。这些态度别人可能会觉得做作,甚至虚伪,但对我们来讲是理所当然的。

说到氛围,我们小学共同的校训就是礼义廉耻,我们每个人都会背: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我们从小背到大,小时候觉得这话好八股,但长大后发现这些话已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和我们的心灵结合在一起了。到了初高中,我们的校训变成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台湾有忠孝东路、信义路、仁爱路、和平东路,校训都融入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台湾,没有很高调的口号,但生活中你能感受到这些。那时我们还要背青年守则,守则中有12条,即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和平为处世之本,礼节为治世之本,服从为负责之本,勤勉为服务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学问为济世之本,有恒为成功之本。在学校里我们还学《论语》﹑《孟子》,小时候觉得这是在应付学校的考试和功课,但等到进入社会,我们才发现《论语》、《孟子》实在是太有用了。

说到家庭,我家没有专门的家规,我父母没有接受过很好的教育,我爸爸是理发师,妈妈卖豆浆,他们不会有太多的言教,但他们用身教来教育我们姐弟三人。我伯母去世得早,父亲必须照顾伯父的四个孩子。我们家也不是很富有,但我们家除了我们姐弟仨,还有四个孩子要吃饭。我妈妈是长女,她下面有五个弟弟妹妹,外祖母很早去世了,长姐如母,她负起了母亲的责任,我们家要养十几口人,但我父母没有任何怨言。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大的我,很快乐,因为我看不到父母为此而争吵,我看到的是大家庭的友爱。逢年过节,母亲做年糕,不是只给家里人吃,邻居都有份。父亲总是教育我,路上看到熟人要打招呼,接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双手。我父亲做了20多年的邻长,专门处理邻里的事情。台风来了,他提醒邻里做好防台准备;要选举了,他会一大早叫邻里去投票,我从小就看着父亲马不停蹄地为别人服务,他的服务热情感染了我,现在我服务1881,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那么热忱,我说因为我先忘了我自己,而这是父亲教给我的。我的父母没有告诉我很多道理,他们用身教教会了我如何忠孝传家,如何敦厚待人。

家庭教育的确非常重要,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会变得很正面,很友爱,很多教育都得由大人做起。我们不妨问自己,你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吗?你希望你的孩子跟你长得一样吗?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希望孩子步你的后尘,那就从你自己做起,当你做得好的时候,你的孩子自然会学好。

 

 

 

今天,重建家训文化何以可能?

朱贻庭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伦理学会名誉会长

 

家训在中国有长达3,000年的文化传承,家训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性文化,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厚的社会和家庭的基础。具体而言,一是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国之本在家”,修身齐家也就成了家训的主要目的和基本内容。其二,传统社会的家庭是以父家长制为主体的宗法制结构,家或家族通过立子立嫡的继承法而代代相传,家训就是家庭、家族得以代代延续的文化基础。

传统家训主要是家长对家人、族长对族人、父祖对子孙的教诲训示。事实上,家训文化之所以有效和得以传承,关键在于父家长对于家庭成员具有无可撼动的绝对权威。所谓“家训”,实际上就是“父训”。正是由于家长的权威决定了其家训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才决定了家训的可行性。而在今天,父家长制已经瓦解,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威不是靠制度,而是靠父亲的道德威信和经济地位,就是说,父亲在家中的权威没有了强制性的制度保障。家人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家训”的建设也因此失去了制度的保障。这是今天建设家训所遇到的最为困难的地方。其次,由于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子女的生育政策的长期实行,以及“生男生女一个样”的宣传,改变了几千年来的“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这就冲击了中国人重视光宗耀祖、维护家族荣誉的传统观念,随之也消解了立家训的动力机制。而在古代,家训是与家族荣誉的代代相传同行的,因而才有立家训、尊家训的动力。

无疑,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产生传统家训文化那样的社会基础,今天要重建家训文化必须要有新的建设家训的动力机制。否则,所谓家训建设,很可能是形式的、一时的。

无论是传统农业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家庭始终是社会结构的细胞,家庭的稳定对于社会的稳定仍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这是现代家训建设的外在动力。无论古今,家庭和睦富裕,家庭生活安定幸福是每一个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内在共同要求,而且,在现实的社会大环境下,人们在外工作繁重、心理紧张,更加需要家庭这一情感寄托的精神港湾,因而追求家庭和睦显得格外强烈,这就增强了建设家训文化的内在动力。所以现代家训文化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和睦、富裕、安定、幸福”这一现代家庭的核心价值。而能达成家庭核心价值共识的精神基础,就是“亲情”、“亲缘”。因此,要建设好现代家训文化,就应充分而持久地激发和保持家庭成员间的亲情、亲缘这一强大的人文力量,从而充分发挥建设现代家训文化的内在动力。

 

 

 

“家风正与不正,对家庭成员的一生影响很大”

胡申生  上海大学人才学院社会学教授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是社会风气的基础,良好的社会风气,是以良好的家庭风气为前提的。

一个家庭风气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有几个因素起决定作用:一是有着符合家庭实际情况的家训家规,要求家庭成员一体遵守。这些家训家规,有的是倡导性的,让家庭成员努力去践行;有的则是强制性的,家庭成员不得违背,否则会受到家法惩戒。家庭中这一软一硬的家训家规,保证了对家庭成员的引导和约束。二是家庭中家长的表率示范作用。在家中,凡订立家训或制定家规者,都处于家庭尊长的权威地位,他们不仅对家庭成员提出种种口头或书面的要求和戒条,而且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儿孙作出榜样。三是中国家庭中固有的尊祖敬宗观念,使家庭成员易于接受祖训,形成门风。尊祖敬宗是中国家庭道德和家庭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祖宗的话不能不听成为家庭成员的共识,否则就是不孝。这种对祖宗的敬畏,是家训家规得以制定和遵从的一个重要前提。

好家风虽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有几条是必须做到的。一是家风正,体现在家庭成员能立德为本、勤俭持家、诗书传家、忠贞爱国等诸方面;二是与时俱进,符合社会发展,具有与时代相适应的价值标准。三是具有持久性。一个好的家风,往往绵延不坠,几代相传。

家风正与不正,对家庭成员的一生影响很大。好的家风,能泽被后代,保证子孙走正道,生活安定,远离灾祸;家风不正的家庭,则会祸延子孙。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都是唐初的名相,且为官都清廉自守,多次受到皇帝表彰。但是,在家庭教育方面,却都失败了。房玄龄次子遗爱参与谋反被处死,长子受牵连被废为平民;杜如晦的儿子杜荷参与谋反被杀,其兄杜构受株连遭流放;高季辅的儿子高正业因受上官仪案牵连被贬于岭表。与他们同朝为官的大将李在遗言中,深以房、杜、高三人“辛苦立门户”,最终“悉为不肖子败之”为教训,托其弟李弼从中汲取教训,负起李家门风建设的责任。宋代司马光在和儿子司马康谈到家风重要性时指出,近世的寇准“豪侈冠一时”,但由于他的功业大,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他还是略显宽容。可是他这种豪侈生活作风,却养成一种奢华的门风,结果“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从唐代李和宋代司马光的家训中我们可以看出,树立良好家风对一个家庭、对子孙来说有多么重要。

 

 

 

传统家训家风与当代家庭的文化冲突及其现实意义

杨文山  台商周报社长、上海苏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家训家风好比家族“纲领”,指引和教导着每一位家族成员、家庭成员的生活和行为规准。家训要自小施教,贾谊教导汉文帝最宠爱的皇子梁王刘揖时曾讲道:“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传统上认为,除了正规学校教育之外,“幼承庭训”是决定个体为人处事成功、甚至晋身国家栋梁之材的极大关键!古代皇家子弟有太傅来调教,百姓子弟则仰赖家训来教导。《颜氏家训》的《教子》篇章,指出世上有些父母,一味溺爱子女,放任他为所欲为,本来应该训诫的,反而称赞他;本来应该斥责的,反而一笑了之。等到孩子长大还以为做人的规矩理当如此。这时子女骄横轻慢的习性已经养成了,才去管教、制止,即使将他们打个半死,父母的尊严威信已荡然不存了。如此,父母的怒气一天天增加,子女对于父母的怨恨也越来越深。这样的子女长大成人以后,终将是道德败坏。所以古有明训“苟不教,父之过”“慈母多败儿”!

到过台湾的访客,大多对于台湾人的排队秩序和礼让座位赞不绝口,这样的礼节与美德是怎样形成的?其实1960年代,当世界上吹起一股“叛逆”风潮时,大陆正是文化大革命破旧立新的时期,当时台湾有识之士则推动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诉求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维护伦理、安定社会的良方。自此各级学校都开设《生活与伦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等课程,重视学生的古文训练和传统文化的熏陶。台湾社会实践孔孟之教,更是不遗余力,每年五月为教孝月,五月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节,各界举办模范母亲选拔表扬活动;八月八日为父亲节,举办模范父亲选拔表扬活动,八月还有孝行奖表扬大会;九月二十八日孔子诞辰日隆重举行祭孔大典,另有杰出男女青年、模范家庭、好人好事表扬等。就这样,在有关当局的推动和台湾各个家庭的重视下,孔孟儒家所训勉的核心价值普遍在台湾儿女的身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然而曾几何时,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自由平等风气的渲染,台湾社会对于古训校训家训或家风的倡导与重视也逐渐淡化下来,其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升学主义挂帅。父母只要求孩子用功读书考上理想学校,对于孩子的生活习惯、洒扫庭除或是应对进退的礼貌,都忽略不管。所以升学主义造成孩子的功利主义,不能将书中知识内化为处世的认知和道德涵养。

二是少子化导致父母宠溺孩子。现今父母因为生得少,将孩子当作心肝宝贝,要什么给什么,养成孩子骄纵不惜福的个性,成为“草莓族”﹑“啃老族”。

三是当今社会过度强调个人主义。现代年轻人总声称“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近日发生柯震东和房祖名吸毒案件,震惊社会,即是年轻人个人主义过度膨胀而迷失方向的案例!这也彰显家训家风应该再被重视与倡导的时代意义!

四是计算机网络、智能手机影响家庭亲子互动关系。电子信息器物正弱化着家庭教育功能,一家人少有交谈,父母儿女各自在交友网络里寻求交流,亲子手足关系疏离和淡化,家训家风在家庭里自然无从建构和实践!

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大“家族”,四口之家、三口之家,甚至两口之家已经成为最普遍的家庭单元。此时重提家训家风,已经不再需要着力批判封建家族制度对人性的戕害,应该着重在家训家风对于人格品行的熏陶、荣誉感和责任感的培养之积极意义。

 

 

 

家训家风对两岸文化升华的重要意义

王海良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长、台湾研究中心秘书长

 

中国传统中,一向把家与国并用,合称“家国”,是指在个人之上而又与个人不可分割的两个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化家为国”、“保家卫国”等名言和口号,最好地揭示和体现了中国人对个人、家庭、国家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和坚持。

既然家庭如此重要,讲究教化的先人自然也极其重视家庭建设中的精神建设,于是家训家风就作为家庭精神建设的手段、方式和内容形成并流传下来,并进而积淀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种精华。《颜氏家训》、《朱子家训》成为后世家风建设的典范,现代文化名人梁启超、傅雷等也是毫不逊色古人的家教大师,而穿越千年的钱氏家族更是活生生的家风家教楷模。钱穆、钱玄同、钱钟书、钱学森等有杰出成就的名人都是五代时期吴越国国王(武肃王)钱镠的后代,这位钱王开创的家系历代俊杰辈出、学人无数,概与其家训家风密切相关。显然,古人先贤通过家训家风倡导的是一种纵贯人与社会的人生哲学和人文情怀,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

古人重家训家风,今人情况如何?笔者认为不及古人,可能有诸多原因,一是现代社会受到西学影响,国学地位下降,家训就几乎隐而不见了,至少从公共文本来说是这样。二是近代后期到现代,中国一直国运衰落,国不成国,家不像家,哪有维护家训、涵养家风的环境和条件?三是现当代中国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地寻求救国之道,或走上科学救国道路,或师从共产主义,或追随民主主义,并最终分道扬镳,家训家风这种被认为过时无用的东西或被抛弃,或被冷落,或被忘却,长时间远离了人们的视线和言谈。当然,1949年以后的情况有所不同,家训家风在海峡两岸的际遇差异明显。大陆从全面学习苏联到文化大革命,其文化体系中的传统元素几乎消失殆尽,家训家风即使在生活中有某种形态的遗留,但传统的经典的范本也都被作为封资修中的“四旧”破除掉了,以至今天恢复起来都很困难。最严重的负面后果是,传统家训家风的缺失,犹如文明大厦的支柱出现了断裂,使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观的重建变得无本可依,无从下手,成为中华文化复兴难以承受之重。要实现文化复兴,就要解决这一矛盾。重拾家训家风意味着从家庭和个人做起,先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人人行动,家家如此,奠定社会基础,文化复兴就有了根基,有了保障,有了希望。

再看台湾。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保留得比较好,家训家风也同样,这是公认的。虽然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日本文化元素的融入,也带来了一些影响,但故有的文化传统没有受到破坏,并通过“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有所巩固和振兴,这是台湾的福份,也是中华民族的幸事。今天,大凡到台湾访问或观光的大陆民众,无不被台湾处处体现出的中华文化传统和优良道德风尚所打动。久违的传统不仅还在,而且是那么温馨可人,心中不禁要问,大陆为何不学习台湾,加以恢复和振兴呢?是的,在今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格局下,两岸同胞在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中亟需为中华文化的升华作出努力,而不是仅仅经济交往、观光旅游、打工赚钱、谋求发展。大陆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可以从台湾社会、台湾文化学很多大陆缺乏或不足的东西,以在提升自身的同时,也整体提升我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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