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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与女性智慧
| 摘自:上海妇女2014年12月刊

 

 

——2014上海妇女发展国际论坛

 

 

主办:上海市妇儿工委、上海市妇联、上海公共外交协会

主持:袁鸣(上海东方卫视首席主持人)

 

 

 

上海女性参与社会治理的机遇和实践

 

徐枫  上海市妇联主席

 

社会治理和女性密不可分,女性是参与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首先,时代赋予了上海女性参与社会治理的重大机遇。一是妇联组织保障。上海市妇联现有各级妇女组织6,189个,市妇联主管的、注册登记的市级女性社会组织有25家,区县妇联培育的各类女性社会组织486家,基层社区以女性为主的文体团队1.2万余支。最近几年间,妇联还在全市各个街道(乡镇)创建了216个“社区家庭文明建设指导服务中心”,在全市各个居(村)和部分高校、商务楼宇、工业园区创建了5,904个“妇女之家”,这样的组织构架既保证了妇联能在党和政府研究制定法规政策时发出妇女的声音,又保证了妇联能够参与到最基层的社区治理中。二是妇女规划保障。自1996年开始,上海开展编制妇女发展五年规划,规划确定的各项发展指标不仅包含经济领域,而且注重社会领域。比如,不仅有女性就业指标,更有女性参政指标;不仅有女性生理、心理健康指标,更有女性权益是否能得到表达、受到保障的指标,从源头上保证妇女与男性协调发展、与社会同步发展。三是法律政策保障。妇联是社会协同的重要主体,是带领妇女参与的重要力量,而我们依据的是促进妇女发展和维护妇女权益的相关法律和政策,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及上海的实施办法、《劳动法》、《女职工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规定。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上海女性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积极实践,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妇联直接承接政府涉及妇女利益的大型公共服务项目。2003年以来,上海市妇联几乎每年承接市政府实事项目,如“百万家庭网上行”、“百万家庭学礼仪”、“为30万退休和困难妇女免费提供妇科病、乳腺病筛查”、“百万家庭低碳行,垃圾分类要先行”、“支持建立80个示范性家政服务站”等。妇联在承接政府实事项目中运用政府资金和社会组织、志愿者的力量,在上海社会治理中探索了一条适合妇联的参与之路。

二是妇联培育和扶持女性社会组织自主服务社会。上海各级妇联组织不仅凝聚了一批女性社会组织,而且引导这些组织从互益走向公益、从服务会员走向服务社会。比如,市女企业家、女科学家等协会分别开展优秀女企业家进校园、优秀女科技工作者进农村、优秀女文体工作者进社区活动;女法官、女律师协会长年参与妇联开展的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工作;女医师协会举行百名医师大会诊等等。同时,我们正在依托5,000多个“妇女之家”试点开展“妇女议事会”活动,“妇女议事会”正在成为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途径。

三是妇联携手自发形成的女性社会组织参与实施公益项目。一是给资源,上海市妇联在数年探索开展小微项目的基础上,2013年,争取资金达1,007万元,直接面向社会组织购买公益服务项目;2014年,运用1,200万元财政专项经费,采取项目招标的形式,向社会力量购买妇女、儿童和家庭服务项目90个。二是搭平台,正在筹建上海市妇联向社会力量购买公益服务平台,通过全市性的平台,既发现、凝聚、培养社会组织女性领袖人物,带领社会组织成长;又在各级妇联组织周围形成女性社会组织群,增强各级妇联的服务能力。三是促发展,妇联引入第三方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全程督导,开展绩效评估,激励社会组织有效完成任务,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我们相信女性可以去影响实现一个清洁和绿色的政治”

 

帕姆.拉吉普特  印度政府妇女地位委员会主席

 

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四个转变,即民主化、城市化、全球化和技术化。这些转变影响着人们的自我治理。在我看来,城市化是最重要的一个转变。

快速的城市化会带来很多问题,包括健康、医疗、住房、饮用水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妇女,所以要关注更多的平等。其中,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要在城市治理中提升妇女的代表性,二是要更多地关注与女性相关的问题。因为在城市中,女性和男性的经验是不一样的,女性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即便是在上海这样的城市,男女接触到资源的机会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性别平等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讨论女性问题时要关注的,当然能力建设也很重要。

为了推进民主化,女性需要有更大的发言权,更多地参与到决策中。虽然女性人口占全球50%以上,但她们参政的机会还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社会依然是一个男权的社会。在印度,我们通过一个能力建设项目培训了超过两千名的女性,我们的培训手册叫作“她也可以建设国家”,我们帮助女性成为有力的领导者。我们还推出了性别预算项目,让妇女的需求可以在这个预算当中体现出来,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项目,比如说市议会有一些发展基金,我们会确保基金中也有专门用于妇女发展需求的,性别预算也体现在各项政府预算中。我们相信,如果没有一个专门的预算给妇女,妇女的生活会受到威胁。

在印度国家议会,女性不到10%,我们一直在努力让女性在治理上有一席之地。我们相信女性可以去影响实现一个清洁和绿色的政治。在印度的下议会,我们为女性做培训,帮助她们了解议会中的各项程序;我们让基层女性有机会走进印度的议会,让她们表达各自的意见。

1995年,我很荣幸参加了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当时我们提议要用女性的目光看世界。20年后我想再次说,让我们用女性的目光来看待城市治理。女性真的很有智慧,她们仅仅是需要一个空间让人们能听到她们的声音。

 

 

 

“妇联要坚持社会立场、妇女为本,并以此影响政府”

 

马伊里  上海市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

 

最近中央提出了社区治理、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概念,从管理走向治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什么是社会治理?首先,它是以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为核心的。过去建立秩序需要权力,而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秩序,是在认同结构下形成的秩序。第二,治理是以激活社会自身代谢活力为目的的。我们不要期待某一种力量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事实上,我们要激活这个社会本身的能量。第三,社会治理是建立在相互认同的基础上的扁平结构中的一个多元主体的互动过程。管理和治理是一字之差,但它隐含的变化相当深刻,这些变化包括治理主体的变化。原来管理国家的主体就是党政,现在的主体将会非常多元,包括我们自己,包括社会组织。

当前中国妇联的组织机构庞大,系统完善,资源也非常丰富,但我们与现实社会的互动比较乏力。如果社会发展至少是由政府、市场、社会三种力量来推动的话,那么妇联应该代表社会的力量。可是现在我们很容易感受到政府的存在和市场的作用,但很少感受到社会的存在。我把这个现象称为社会性脆弱。社会性脆弱问题将是未来社会治理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也是妇联组织要面对和改变的问题。

社会是由各种人组成的,社会组织承担着组织人们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础作用。可是目前中国社会组织还处在发展阶段,一部分草根组织虽然有使命感,有热情,但缺乏发展的资源和空间,以及足够的社会支持,他们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但是很难发挥主体的功能。而另一部分有政府背景的社会主体,由于过多的行政色彩,主体意识比较模糊,而失去了社会动员的能力。

建议未来治理结构下,妇女组织的能力建设要着力于三个方面:首先要去行政化。妇联不是政府,不是企业,妇联应该回归社会立场,强化社会意识,从社会的角度出发与政府与市场进行合理的互动。二是妇女为本。所谓妇女为本就是要强调妇女作为社会人的主体意识的决心,要帮助她们融入社会,学会利用社会资源解决自身的问题。妇联组织不要成为妇女的救世主,也不要为妇女找什么其他的救世主,而是要让妇女意识到并且有更多的机会成为自己的救世主。第三是跨界合作,在治理结构中,我们遵循的不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而是认同基础上的扁平的协调协商与协同机制。首先我们要有与草根组织在优势互补中共同发展的能力。其次要有与市场和政府合作互动的能力,其中能不能筹集到包括政府资源在内的更多的社会资源,是我们能力建设的又一个重要的指标。

 

 

 

“男权社会并不是阻碍女性实现目标的唯一障碍”

 

德里克·麦吉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我非常同意本次国际论坛的使命,即提供一个城市治理的性别视角。城市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也是不同利益集团共存的地方。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男权的社会,这是需要克服的,但男权社会并不是阻碍女性实现目标的唯一障碍,所以仅仅关注性别平等、仅仅关注女性所面临的特定的挑战是不够的,还有其他一些指标也在影响着女性的生活。比如,究竟哪些女性是最贫穷、最没有权利的?哪些女性是最有权利的?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些问题也需要关注。女性运动要改变所有女性的生活,就必须能够定义女性之间的差别。

每个人都属于不同的社会类别,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团体,我们或年轻或年长,或健康或残疾,我们接受不同的教育,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财富和权利。除了性别之外,这些社会类别常常会随着生活环境、随着时间而变化,所以,交叉性的研究就非常重要。我们不应该仅仅从性别的角度来看待女性,我们还应该去看一看不同的社会类别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差别。

另外,是不是所有中国的女性都在我们今天论坛所讨论的这些宏伟的目标和使命当中?在这些女性中所存在的各种差异,是不是对于妇女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阻碍?

性别上的斗争,其实是和很多社会运动共存且相互交融的。虽然性别的观点和角度非常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交叉性研究的观点,要认识到女性仅仅是存在于一个性别主义的社会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了解她各方面的体验,比如她的种族、她的性取向、她的社会阶层等等,所有这些层面的认识和态度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个女性在社会中真正的位置。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了解性别歧视和不平等问题,这样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平等、经济的发展,并且释放女性的潜力。

 

 

 

“怎么样才是女性的幸福?”

 

王安忆  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著名作家

 

我从上海女作家的作品中来了解女人的幸福是怎么样的。我要说的四位女作家都在上海出生或者在上海居住过。第一位是丁玲先生,她在1929年写了一个短篇,写妓女阿英的生活。阿英出来做妓女已经攒了一些钱,她家乡有个男子一直在等着她,她在犹豫是否要从良,要不要嫁给他;如果嫁给他的话,能有什么好处。当然,从良可能是一个青楼女子最高的向往。但问题来了,第一她在上海已经是一个物质女性、都会女子,这个乡下男人能养得起她吗?第二她说,只有一个男人有什么意思?一个男人能满足得了自己吗?第三,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她说她们青楼姐妹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会奚落男人,因为她们见过很多男人,她们并不把男人放在眼睛里。这篇小说给我展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风景,在都市里生活,阿英是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当然这种职业在传统观念里是不堪的,但毕竟她是独立的,独立的女性怎么看待传统的男女关系,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凄惨。所以这是上世纪30年代自谋生路的女人独立自主的意识。

第二位女作家是张爱玲,她在1943年写了一篇小说《封锁》,写上海沦陷的时候,有一条马路拉响了警报,有一辆电车就停住了。电车里有很多人,其中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双目对视,有一小段时间的交谈。这个女人受过高等教育,有职业可以养活自己,对于婚姻,至少她可以选择不要婚姻,但是她要什么呢?她也很茫然。那个男人有妻室,有儿女,有稳定的收入,可以过最正常最稳定的小康生活。但是即便这么一个什么都有的男人,还是会生出一点点妄想,妄想去自由恋爱纳一个妾。然后警报解除了,电车开了,这个邂逅结束了,他们回到各自的生活里去。这个女人有一时的妄想,想这个男人会不会给她电话。这个男人回到家,儿女绕膝,可他还是试着拨了这个电话,但这个女人没有接,因为她知道这个男人是有家庭的。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上海这个城市真的给了女性独立的身份,女性能养活自己。

第三个作家是我母亲茹志鹃,她是六十年代的作家,创作的题材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生活。她写大跃进,很多妇女走出家庭,开始和男性争取同样的社会地位。她笔下就有这么一个女性,在她的新生活里面,丈夫不再失业,他们的贫苦日子也过去了,但是她感到不快乐,因为她丈夫似乎被一个更巨大的事业吸引住了,而她跟不上丈夫,体会不到丈夫付出劳动克服困难以后的快乐,她甚至于会怀疑他们的爱情和生活。直到有一次,她所在街道遇到了技术困难。她的丈夫参与进来,和她一起克服了难关。在这个时刻,她忽然理解了丈夫所被吸引的那个事业的广阔性。她觉得她如果参与进去的话,会和她丈夫更加靠拢,回到他们原来的爱情生活里面去。所以这里面又提出了问题,一个女人的幸福到底在什么地方?女人自己的生活在什么地方?除了参加一个共同的社会主义建设外,女人是不是还有自己的幸福感?

第四位作家是棉棉,1997年写了一篇小说《啦啦啦》,笔下的女性有好的家世,有钱和自由的爱情,可是她依然不满足,当她要的快乐从生活的实体里面得不到时,她就吸食毒品,沉浸在假想的快乐里面。她什么都有,生活自由,但她依然没有快乐,毒品的快乐是不能持续的,所以我今天提出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才是女性的幸福?

 

 

 

“男女搭配,社会不累”

 

袁岳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

 

中国领导层提出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权利将由行政管理转向社会治理,将来的社会将由那些有热心、有爱心的公益服务组织来服务民众。而在目前的公益组织中,女性的比重超过男性,大概是65%35%

15年前,在传统创业组织的创业者中,男女比例是80%20%15年后的今天,在传统创业组织里,男性是8182%,女性是1819%。但是新型的互联网领域就不一样。阿里巴巴1,100万个卖家中,55%是女性,45%是男性。在新经济领域中,女性再一次成为更重要的力量。

社会的发展,让我们追求更棒的生活环境,更好的生活空间,更讲究的生活设计,而女性的整洁、柔和、美感,以及更加深入的体贴和周到,决定了其无论在公共服务还是商业服务等领域,都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全世界范围内,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5,000美金就将发生服务革命,美国是在1969年,日本是在1976年,而中国是2012年进入了服务革命爆发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需要更棒的服务,但问题是,目前的社会,我们有更多的人说要好的服务,较少的人说我们愿意去服务。而如果把女性和男性作比较,女性比男性更愿意提供服务。所以女性在服务革命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另外,我们的员工现在都是80后和90后,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希望受到尊重。而女性管理者更有耐心,更具有沟通性,她们更能够把自己不强势的那一面转变成组织生产力,所以如果一个组织管理层中女性多的话,人的问题更容易解决,员工的稳定性会更好。

这个时代,如果我们还只是一个传统的男人,传统的老板,认为我是老板我说了算,你要不听就滚蛋,那就不可能拥有持久的社会价值,就必定要走向衰退和边缘化。女性的柔韧正是男性要学习的榜样。当然男性也有优势,男人更关心国内外大事,更有大局观,如果说男人善于做大做强,那么女性是要把它做美。如果这两者可以结合,我们可以做得更加完美。过去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今天可以说,男女搭配创新不累,男女搭配创业不累,男女搭配领导不累,男女搭配社会不累。

 

 

 

“社会通常是一个家庭的影子”

 

维多利亚·李  瑞典驻上海总领事

 

瑞典现在已成为了世界上以性别平等而著称的国家之一。

我们都知道,一方面要有非常成功的职业,一方面要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这两者要平衡是非常困难的,现实非常具有挑战性。

可以说社会通常是一个家庭的影子,家庭中性别权利的分配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域都会体现出来。在瑞典,我们认为父母亲双方应该共同承担家庭的责任,我们的孩子应得到父母亲双方的共同照顾,可以说在这方面瑞典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我祖父那一辈,要让男人在家里带孩子是不可想象的。而到了我父亲那一代,法律(1974年)已经有所规定,父亲可以休产假,但是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并不是很多。到了我自己这一代,这已经成为了生活的正常现象。我的很多男同事,虽然在世界各地担任总领事或者大使的职务,但在他们孩子非常小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家里照顾孩子。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抚养孩子是一个人自然而然的权利,所以现在瑞典的家庭生活和50年前是很不同的,现在的瑞典,父母双亲都有权获得长达180天的长假。现在85%的女性也会休这个父母假,其中有60天必须要由父亲来休。因为我们认为父母亲共同照顾孩子非常重要。首先是要让男性和女性都有个人选择的权利;其次,要让企业知道无论男性或女性,他们都是家长,都有家长的身份,这样企业就不可能在工作场所歧视女性。

除此之外,如果在孩子非常年幼的时候,父亲能参与抚养,那么随着孩子成年,父亲可以一直扮演这样一个充满爱的角色,而孩子也会因为有父亲的照顾更有幸福感。

同时,一个两性平衡的家庭可以带来更多有益的结果,女性可以获得更多的权利。现在我们的议员中45%是女性,在政府20多位部长中13位是女性。显然女性在家庭中享受的平等权利也能充分体现在社会生活中。

当然,瑞典的模式虽然也在北欧的其他国家中存在,但这个模式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所有的社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都有自己的特点,因此我们也需要有不同的解决方法。但至少我们可以进行改变,即便是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或者根深蒂固的观念都可以得到改变;而且,性别平等不仅仅是女性的问题,它对男性也同样非常的重要。我们要让男性参与其中,共同讨论两性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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