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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的祖国
儿童性侵预防与惩治机制研究
市妇联权益部 上海政法大学 | 摘自:上海妇女2015年10月刊

  儿童性侵就是指以儿童为满足性欲的对象,采用各种手段,实施的侵害行为的总称。包括有身体接触和无身体接触两种行为模式。采取的手段可以是引诱、暴力、哄骗等,至于儿童是否同意,并不影响儿童性侵的成立。
  儿童性侵相对于一般的性侵行为,表现出其固有的特征:首先,儿童性侵的隐蔽性更强。儿童的心智发育还不成熟,面对性侵害甚至不知道他们受到了侵犯,也就很少有孩子能主动告诉他人。其次,儿童性侵的对象只能是儿童,无论是男童还是女童。

  本文通过现状、问题、对策三个步骤的分析,详细探讨儿童保护问题,希望对上海乃至全国的预防儿童性侵机制的完善提供见解。
  
儿童性侵惩治
和预防机制的现状

        政府和社会预防儿童性侵的现状
  儿童性侵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各国对儿童性侵问题设定了不同程度的法律制约,有些国家或地区相对完善,比如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中国台湾。在此我们着重介绍法国和澳大利亚。
  从管制层面看,法国对包括电视、电影以及网络在内的所有媒体节目设立了分级标识制度。为适应网络发展的需要,在网络新媒体时代,法国还以网络服务协会为基础,强化对网络不良信息的监控和打击,同时一方面免费为家庭提供儿童上网过滤设备,另一方面禁止12周岁以下儿童使用手机,以保证儿童上网的安全性。从联系层面来看,为了避免儿童受到性侵后不敢报案,进而造成大量的犯罪黑数,法国在各级地方政府都设立了儿童权利保护专员,有专员与社工相配合对各所中小学校进行定期寻访,深入接触未成年人,减少其心理隔阂,进而发现犯罪。
  在澳大利亚,考虑到被害人在缺乏心理治疗和干预的情况下,二次受害的几率远高于一般儿童,再加上一部分被性侵儿童成年后因心理阴影而容易演变为恋童癖甚至性侵儿童的犯罪人。澳大利亚政府主张对被性侵的儿童进行系统的心理干预和治疗,主要由澳大利亚政府福利组织“家庭与未成年人服务协会”(FAYS)跟踪进行。

  学校和家庭的预防性侵知识教育现状
  在很多国家,孩子被强暴和性骚扰是刑事重罪,要受到严厉惩处。为了避免孩子遭遇强暴和性骚扰,政府要求父母和学校及早对未成年人开展性教育,向他们明确性行为的定义,树立正确的性保护意识。如2010年,欧洲理事会发动了一项名为“内衣规则”的教育项目,要求全欧洲对未成年人开展预防性侵的教育活动,告知“孩子不应该让别人触摸自己的内衣通常覆盖的身体部分,孩子也不应该去触摸别人的这部分身体。”
  澳大利亚政府一方面要求老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都应接受培训,有效掌握和发现正受性侵犯和曾受性侵害的儿童以及有效识别性侵犯罪人的特征。另一方面,投入资金积极改善硬件设施,在学校及教育机构的公共教学场所安装摄像头,保障儿童性安全。同时,父母也需要掌握性侵犯的相关知识,建立对子女保护和信任的环境,鼓励孩子能够说出自身的经历和感受,以尽早发现被性侵的儿童。

  我国预防儿童性侵的基本工作机制
  在政府和社会层面,在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存在同一个现象,社会自治组织很少,就算存在也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政府主导仍占首位。近些年发生的儿童性侵事件,主要还是借助于网络的力量,得以公之于众。但这并不代表社会预防的先进性,没有一个有效的组织加以领导,单靠政府的力量,很难实现儿童性侵害的有效预防。另外,公民缺乏儿童保护意识,多数人还是抱着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这种冷漠不利于社会对儿童的保护和对儿童性侵的预防。
  在法律层面,全国性的保护儿童不被性侵的法律主要有:《刑法》236条规定了强奸罪,对奸淫幼女的从重处罚;第237条第3款规定了猥亵儿童罪;第358条第1款第2项规定了强迫卖淫罪,其中对强迫幼女卖淫的加重处罚;第359条第2款规定了引诱幼女卖淫罪;《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1条第1款亦规定,禁止拐卖、绑架、虐待未成年人,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发布了《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
  在学校和家庭教育层面,2013年9月3日,教育部联合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女联合会等四个部门共同发布了《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将儿童性教育工作要求列为文件之首,并明确要求教育部门多形式开展儿童性教育工作。然而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督措施以及惩罚机制,此文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在很多学校,由于没有配套的师资,加上落后的性教育观念,儿童性教育在我国走进校园、走进课堂仍存在许多现实困难。
  
儿童性侵惩治
和预防机制的内在缺陷

  法律惩处和预防机制存在一定缺陷
  上海市闵行区“向阳花”儿童性安全保护问卷(针对在沪就读的一至六年级小学生进行调查)显示,虽然有96%的孩子从理论上知道保护自己,但在现实中46%的孩子在遭到不合理触摸时尽管心里会不舒服,但也不哭闹。有时孩子甚至不知道这是对他/她们进行了性侵。只有31.9%的孩子会选择用大哭大闹、强烈反抗来保护自己,事后有19.3%的孩子不会将被性侵之事告诉任何人。
  有些孩子在遭到熟人侵犯后,家长碍于面子不予报警,导致时间过长失去了有利的证据而使案件不了了之。或者在警察询问时,家长对孩子施加一定的压力,诱使他们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的证据。

  社会保护机制的缺乏
  社会普遍忽视了“性教育从出生开始,是一个分阶段的长期终身过程”这一重要问题。而在发生了儿童性侵事件以后,又出现相互推诿责任的情况,学校认为性教育的责任在家庭,家庭认为学校才是孩子接受系统性教育的主体。人们没有意识到儿童教育是全社会的责任,儿童性教育更是教会孩子如何保护自己的重要一课
  虽然基本上每个城市都有儿童心理咨询机构,但由于家长性教育知识的缺失,又缺少对孩子反常举动的观察,无法实现及时的沟通和交流,孩子们内心压抑了太多情绪无法排遣,从而产生更严重的长期影响。
  我国大城市的儿童性教育尚在起步摸索阶段,偏远地区或者农村地区的儿童性教育更加缺乏。大量留守儿童受性侵害的潜在危险性很大,由于条件限制,留守儿童受到性侵犯时心理救助难以到位,这对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有着巨大的影响,急需公益组织介入。

       学校和家庭教育的缺失
  近年来我国儿童性侵案件大多发生在校园里,若老师能教授孩子们自我保护的意识,则会对孩子们起到很大的帮助。中华社会科学救助基金会儿童安全基金女童保护项目发起人之一孙雪梅发布的《2013~2014年儿童安全教育及相关性侵案件情况报告》中访问的114名教师中,45.13%从未对学生开展过性教育,开展过一次的占17.70%,两次的占13.27%,三次或三次以上的占23.89%。但当问到“如果现在给您‘性教育’或‘预防性侵害知识’的教材,您能给学生讲授吗?”91.59%的教师选择“能”,仅有8.41%选择“不能”。这说明教师们不是不会教授性知识,而是没有一定的渠道去教授,若将性教育列为教学必修课,将会对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孩子们还是希望通过学校和老师的渠道来接受性教育的。
  在我国,家长对孩子们开展的性教育少之又少。在“女童保护”项目访问的家长中,对孩子进行过性教育的仅占35.92%,没有的达64.08%,有56.49%的家长从未向孩子讲过预防性侵害的知识。而他们不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的原因由高到低依次是“认为孩子还小”(53.92%),“认为学校会教育”(19.86%),“想教育但不知如何开口”(18.84%),“怕教坏孩子”(6.02%),“害羞”(1.36%)。国际著名的杜蕾斯2000年全球性调查的数据显示,在中国,年轻人主要的性知识30%来源于书籍、宣传单和杂志,来自母亲的只有3%,来自父亲的只有1%。
  
  未来儿童性侵预防和惩治机制的理想框架与现实路径

完善法律惩处和预防机制
  1、修订现有的证据规则
  在对孩子进行询问时最重要的一点莫过于证据的收集和采用。为了减少对孩子的二次伤害,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应当在前后两份不一致的供词中找到真正的有用信息。在证据采纳方面,以保护孩子为最终目标,在审判过程中应当积极采纳对孩子有利的证据。
  2、引入审前转处机制
  澳大利亚规定了审前转处制度。“性侵儿童的犯罪人99%为儿童的熟人或者亲属,但对于家庭成员间的性侵儿童行为,作为被害者的儿童往往并不希望其家庭成员被关入监狱,而是希望能用有效的方式来防止类似性侵行为的再次发生。同时,从儿童权益的最大化角度考虑,将犯罪人关入监狱将会造成儿童家庭破裂,更可能导致受害儿童在情感上的缺失。因此,澳大利亚许多州如新南威尔士针对第一次性侵家庭内儿童并且主动认罪的犯罪人提供一次转处机会,即暂时不起诉而要求犯罪人接受相关的心理治疗或社区服务。”
  出于对受害儿童的长远保护,建议我国也引入审前转处机制,对于第一次性侵家庭内儿童,有主动自首情节且对受害儿童生活和情感有着重要作用的犯罪人提供一次转处矫正机会,而不是直接定罪量刑。以社区为单位,以当地派出所为辅助为他们提供专门的心理指导和治疗,他们的生活、学习都应该处于公安机关的监督之下。同时要求转处人员进行社区服务,使他们在劳动中改过自新。
3、关注儿童人权的保护
  国际上一直关注儿童人权的保护,而我国在这方面还是有所缺乏的。首先我国儿童性法律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倾向。对于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以强奸罪论,并从重处罚,这其中将男童排除在外,但是现在男童受到性侵的比例大幅度增长。我国应当建立专门的男童保护制度,对男童与女童实施同等保护。
  我国应当使儿童性法律和儿童人权保护相匹敌。我国1991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禁止“利用儿童进行淫秽表演和充当淫秽题材”都没有任何涉及。我国立法在这一方面存在较大漏洞。

  强化儿童社会保护制度
  1、加强社会保护意识
  我们应当建立“性知识是学会自我保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观念,对儿童性教育抱有肯定态度。社会公众在面对儿童性侵案件时不应当抱着看热闹的心态,要明白这种恶劣的社会行为很可能发生在每一个孩子的身上。
  2、 创立社会保护机构
  社会保护机构是维护儿童权益的重要环节。建立社会保护机构可以多渠道给儿童带来性教育和自我保护知识。相关的儿童保护机构可以定期到学校向孩子们宣传性知识,让孩子在课堂外建立起更多的自我保护意识。对受害儿童的心理辅导机构也是必要的。

  完善学校和家庭教育
  1、加强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培训
  我国缺乏儿童性教育课程,老师也缺乏教育孩子学会自我保护和防止他人性侵的意识和能力。单纯依靠社会组织进校园满足不了现实的需求,还是要切实提高教师进行儿童性教育的能力。
  2、改善学校硬件设施
  校园作为保护孩子的重要场合,特别需要对监控死角加强关注。监控室施行轮班制,时刻注意校园内的各种情况。对于校园的周边安全,须增设监控点,增加多方巡逻,发现可疑人物及时进行询问和盘查。
  同时也不能忽视学校内报警设施的安装。上海市可在试点学校安装一定数量的报警器,并教会孩子们如何使用,当孩子在校园内发生性侵事件或者其他任何事件可以按响报警器向公安机关求助。  3、加强父母性侵知识
  对于孩子性知识的教育,父母应该摒弃以往陈旧的观念,接受“性教育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课”的思想。若父母逃避孩子们对性知识的渴望,会给孩子们留下“性是不可提及的问题”的认识,这对孩子们清楚认识自己身体是毫无益处的,甚至会造成孩子受到侵害也不愿意说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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