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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0~3岁婴幼儿早期教养需求、指导服务状况研究
上海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市上海市学前教育研究中心 | 摘自:上海妇女2016年2月刊

  随着人口和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0~3岁婴幼儿早期教养指导服务政策创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突显。随着人口出生高峰的到来和外来人口进入,以及二胎政策的放开,原有的幼儿园资源难以满足需求,公办幼儿园陆续停招了2~3岁婴幼儿的托班。另一方面,早期教养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0~3岁婴幼儿早期教养指导服务需求较以往更为强烈。政府举办的0~3岁婴幼儿早期教养指导服务机构(服务站)在运作中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而社会上举办的私立早教机构层次不一、良莠不齐,且收费较高,成为老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
  2014~2015年,受上海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委托,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处指导下,课题组聚焦上海0~3岁婴幼儿早期教养指导服务的供需矛盾及其成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研究主要采用了实证调研和文献分析方法,具体包括:对本市0~3岁婴幼儿家庭进行入户抽样调查,对各区县婴幼儿早期教养指导服务机构负责人、指导人员进行访谈,邀请教育、卫计委、妇儿工委有关领导及专家、学者进行座谈交流,以及对既有研究成果、国内外相关政策进行梳理分析。

主要调查结果

  家庭的早期教养需求状况
  1、家长普遍赞同0~3岁婴幼儿早期教养以家庭教养为主
  家庭教养是主导需求。调查显示,68.6%的家长(包括父母、祖辈,以下同)“同意”0~3岁儿童应以家庭教养为主,5.1%的持“不同意”,另有26.3%的持“中间”态度。79.6%的家长明确表示孩子由“父母抚养”最好;甚至26.1%的家长明确表示最好由全职妈妈来照料早期儿童。
  家长对指导内容的需求。在家长最迫切需要指导的内容上,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生活中进餐、便溺处理等方面照料”、“孩子发脾气怎么处理”、“在家怎么安排活动、游戏”,而对于“怎么判别孩子的行为是正常的”、“孩子生长发育基本知识的了解”并未表现出足够的迫切。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家长对于孩子照料的指导需求强于教育的需求,而对于早期教养的科学性认识水平还有待提高。
  2、儿童的年龄是影响早期教养需求的重要因素
  随儿童年龄增长,家庭对社会性照料协助的需求逐渐增强。调查显示,尽管在整个0~3岁儿童阶段,家长都普遍赞同应以“家庭教养”为主,但孩子的年龄与“早期家庭教养为主”同意率呈显著负相关(r=0.073,p<0.01),即孩子年龄越小,家庭越倾向于家庭教养为主;反之,孩子月龄越大,家庭越希望有家庭外的社会性照料支持。
  3、家庭中女性(特别是祖辈女性)的早期教养负担相对较重
  相对父亲而言,母亲在0~3岁儿童的日常照料与教养中承担更多。调查显示,母亲与孩子同住的时间显著多于父亲(x2=4.652,p<0.05)。而且,母亲相对父亲而言,更多地被定位在早期教养角色上。如,就对全职妈妈的赞同率而言,父亲的赞同意向显著高于母亲(t=2.075,p<0.05),父亲中有31.5%的受访者“同意”0~3岁期间妈妈应做全职母亲;但该比例在母亲中为26.6%。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父亲赞同母亲全职的比例显著下降(x2=7.015,p<0.01)。7~12个月儿童的父亲对母亲全职的需求最强烈,赞同率达到37.6%,这显然与母亲的产假结束有关;随后逐渐下降,儿童31~36个月时赞同率为26.9%。
  祖辈女性对家庭外的社会性照料需求更大,这与她们的照料负担相对更重密切关联。调查显示,祖辈女性(奶奶或外婆)对家庭教养的同意率显著低于父母亲(p<0.05)和祖辈男性(p<0.01)。祖辈女性中“赞成”家庭教养的比例为64.2%,而该比例在父亲、母亲与祖辈男性(爷爷或外公)中分别为71.3%、68.5%和73.0%。这可能与祖辈女性承担更多的0~3岁儿童照料有密切关联。从调查数据来看,92.8%的祖辈或多或少均在照料孩子(其中,64.2%的祖辈“平常和双休日均照料”,20.3%的祖辈“没有照料的固定时间,视情况而定”),而且照料贯穿0~3岁,各月龄的照料投入相似,无显著差异性。由于照料角色的性别传统与刻板印象,女性在儿童照料与教养中的负担远高于男性,在祖辈中也是这样。
  4、家庭经济状况影响早期教养服务需求
  相对而言,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中,送托或送早教中心的需求较强。调查显示,儿童父母的学历越高,家庭照料矛盾越可能突出,这一方面反映出高学历人群对于早期教养的关注,因为关注所以更可能产生分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早期教养领域中的信息过杂、过多却缺少权威性,导致“照书养”、“照网养”、“照专家养”的高学历人群的教养焦虑与困惑。另外,调查也显示,本市非农户籍家庭对2岁入托和入早教中心的需求,远高于外地非农户籍家庭(p<0.01),前者明确愿意送托和送早教中心的比例分别为41.4%和37.8%,而后者仅33.8%和31%(见表1、表2)。这也折射出相对经济状况有优势的本市非农户籍家庭更希望有专业机构的早期教养支持。
   
机构提供早期教养指导服务状况

  1、区县层面普遍建立早期教养指导服务机构,但名称和功能定位有待统一
  目前,上海各区县均建有“区级层面的早期教育指导中心”。课题组在走访中发现,这类机构在名称和功能定位上各区县并不统一。名称上,有的为学前教育管理服务中心,有的为早教指导服务中心,还有的叫早期教养研究中心,等等。功能定位上,有的通过亲子游戏内容和方法的示范给予家长科学育儿指导(参加访谈的机构工作人员很多认为指导对象是婴幼儿,机构工作重点是婴幼儿的早期教育活动。受访家长多将此类机构称之为“早教活动中心”,认为是给孩子提供早期教育的);还有的是对区域内早期教养指导(服务)工作的管理,包括对民办托儿所的指导、监管以及对区内设在幼儿园的早教活动指导站进行管理与培训,与社区、家庭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此外,还有些区县依托民非企业力量设立早教机构,这些机构往往具有双重职能:一是开设收费的婴幼儿早教活动班,满足参加机构活动、家长临时照料的需求。二是向区域内婴幼儿家庭开放免费的指导活动。
  2、街道(社区)层面能够提供部分早期教养指导服务,但服务点设置及儿童活动空间有待改善
  首先,街道(社区)层面的早期教养指导中心难以充分满足家长及幼儿的需求。92.9%的受访家长认为应“加强设立街镇(社区)婴幼儿早教活动服务点”。场地过小、受益面有限是困扰街镇(社区)早教机构的突出问题。再者,街镇(社区)中早期儿童活动设施不足。本次调查显示,反映街镇(社区)有专门的儿童活动场所或设施的家长仅44.5%。最后,社区早期教养服务宣传面有限,很多家长不清楚社区里是否有或者有哪些指导服务。这可能与社区早期教养服务空间不足有关,但同时也与社区相关工作的重视与宣传力度以及机构运作管理方式密切相关。
  3、机构提供的早期教养指导服务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家庭的育儿问题,但尚不能充分满足家长对系统指导的需求
  本次调研发现,各类早期教养指导(服务)机构教师对家长的早期教养指导相对比较薄弱,普遍缺少针对家庭早期育儿困惑的系统指导。这一状况通过家长对早期教养服务的需求得到进一步印证。如,受访家长中87.9%希望早教机构在带领孩子活动时也提供育儿指导,62.2%的希望“早教机构带领孩子活动的同时对家长进行指导反馈”,25.7%的希望“孩子活动前后对家长进行系统指导”;仅6.0%的希望指导中心只带领孩子活动,2.7%的表示“家长询问时再给予指导”;另有3.4%表示不清楚区早期教育指导中心的功能。
  4、早期教养指导(服务)机构师资普遍具有学前教育专业背景,但难以全面适应0~3岁婴幼儿家庭早期教养指导需求
  目前上海公办早期教养指导(服务)机构中从事早期教养指导的人员基本都具备学前教育背景。实践中,社区早教指导服务很多也是依托幼儿园师资开展的。然而,幼儿园教师专业主要针对3~6岁儿童的教育发展,与0~3岁婴幼儿的教养还存在一定差异。0~3岁婴幼儿的教养更需要“医教结合”,调查显示,不同年龄段儿童家庭对早期教养指导内容的需求也是各有侧重的(表3)。只具备学前教育背景的早期教养指导机构师资力量,显然难以完全承担对0~3岁婴幼儿早期教养科学指导的要求。
  5、公办早期教养指导(服务)机构虽然参照统一标准制定早期教养活动方案,但对家庭早期教养指导方案的系统研究仍显不足
     目前,公办早期教养指导(服务)机构的婴幼儿早期教养活动方案的编制均参照上海市《0~3岁婴幼儿早期教养方案》(简称《方案》),但《方案》仅是指导性的文件,缺乏具体的指导路径,机构在制定具体的活动方案时仍以开展婴幼儿活动的经验编制为主。事实上,早期教养指导服务的主要对象是0~3岁婴幼儿家长及看护人员而非婴幼儿,婴幼儿教养主要是家庭的责任,因此区县早期教养服务机构应重点加强对家庭早期教养指导方案的研究,而不仅仅只是针对婴幼儿活动的课程编制。
对策与建议

  积极回应家庭需求,开展跨部门协作,形成0~3岁儿童早期教养服务工作合力和工作网络
  建议将0~3岁儿童早期教养服务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领域予以推进,把婴幼儿早期教养指导服务纳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规划和区域教育发展质量保障体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教育、卫生计生、妇联、工会等部门之间在0~3岁儿童早期教养工作上的协同以及市、区(县)和社区的协调运作。
  在市级层面,建立跨部门的领导机构和执行机构,成立“0~3岁儿童早期教养指导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市0~3岁婴幼儿早期教养指导服务的发展规划、政策制定、部门统筹,协同推进婴幼儿早期教养指导服务工作;设置“婴幼儿早期教养服务工作办公室”,接受“领导小组”的授权,实施组织、协调、服务和监管职能;同时,加强对体制内外早期教养机构进行评估和监管。
  在区县层面,对应市级层面成立相应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同时建立“早期教养指导管理中心”,扩展原有职能,对本辖区体制内外早期教养指导服务机构进行管理、培训,为婴幼儿家长开展家庭早期教养提供咨询服务。
  在街镇层面,建立“早期教养指导服务中心”,主要对本辖区早期教养活动站进行业务指导,承担对有资质的民非婴幼儿托管照料点加强监管与指导,同时在辖区内对家长进行家庭早期教养指导服务和开展婴幼儿亲子活动。
  在社区(居民小区)与行政村层面,则建立“早期教养指导服务站”,直接面向家庭,就近提供早期教养指导服务;也可以为部分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提供婴幼儿的照料服务。
  制定完善政策举措,设计推广实事项目,科学推进0~3岁儿童早期教养工作
  一是要加强对0~3岁儿童早期教养指导服务的规范。根据儿童生长发育特点和家庭需求,调整完善本市0~3岁婴幼儿早期教养方案及其配套手册、工具,提高方案对从业人员、机构和家庭的适用性。根据上海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从业人员现状特点,委托专业机构研制并颁布执行早期教养指导服务规范标准,并基于标准加强对0~3岁婴幼儿早期教养指导服务机构资源的建设,包括对从业人员及机构的管理与评估。
  二是要制定出台关于 0~3岁早期教养指导服务机构的管理办法,从审批办法和管理权限、举办人和聘任工作人员条件、对工作人员的培训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以此规范早期教养指导服务机构的管理。
  三是探索开展“百万家庭学育儿”项目。借鉴2010年发放“家庭应急包”的经验,根据0~3岁婴幼儿的发展阶段,将相应的教养指导要点汇编成册、制作成玩具或教具,以“家庭教育成长包”的形式发放给0~3岁儿童家庭。同时,根据儿童发展阶段提供更新“早期教育指导包”的服务,并辅以指导,使早期教养指导服务真正入户。
  四是完善现有支持家庭教养的父母假期制度,逐步推行“抚养假”。抚养假是指在产假之后,由于幼儿仍然需要父母照看而给予的假期,夫妻双方都可以使用。抚养假通常采用“累计”时间计算,并非固定为连续假期。允许父母根据儿童教养需要请假(诸如:儿童体检、计划免疫、生病等特殊时段;或者参与父母效能培训,即亲职教育时间,比如一年4~6次)。与推行“抚养假”相配套,建立支持女性阶段性就业的政策。
  加强资源整合,发挥好社区和社会组织作用,扩大0~3岁儿童早期教养服务有效供给
  一是充分发挥托幼协会等专业组织的作用,让其以第三方力量参与0~3岁婴幼儿早期教养指导服务的管理,搭建合作平台,推动研究交流
  二是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在0~3岁儿童早期教养中的作用。如,通过购买专业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扩大0~3岁儿童家庭接受早期教养指导服务的获益面;通过鼓励大型企业或社会机构办托儿所,来满足0~3岁儿童入托需求。
  三是积极发挥社区在0~3岁儿童早期教养中的作用。进一步优化社区早期儿童服务机制,加强社区服务功能,不仅是支持上海0~3岁早期儿童家庭抚养的必要手段,也是目前解决0~3岁儿童非机构照料的最好办法。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社区早期教养指导服务中心(站)建设、加配社区婴幼儿活动设施、建立社区儿童托管照料点、提高从事社区早期教养指导服务工作人员的专业性。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完善培训体系,提高0~3岁儿童早期教养指导服务的专业水平
  建议高等院校增设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课程及招生,及时补充早期教育机构及社区早期教育中心的专业人才缺口,提升整体早期教育服务的专业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教育部门相关机构开展0~3岁婴幼儿早期教养从业人员的培训,增强职前、职后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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