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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平等 离我们还有多远?
马雷军 (联合国妇女署驻华办公室高级项目官员) | 摘自:上海妇女2016年4月刊

  今天我的演讲主题是社会性别国际理念及其在中国的实践及挑战。
  按照很多中国人的看法,中国的妇女地位发展得非常好了。然而大数据告诉我们,2014年,中国的男女性别比是116:100,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正常男女比例是103:100。中国的男女比例失调主要是由于堕胎,每年有200万女婴被堕掉。中国的妇女地位可能并不像大家所想象那样高。我们再看一下联合国国际妇女地位排名,我国的数据是由国家统计局经过外交部提交的,有一定的说服力。全球有193个国家,中国处于71位。日本是55位,越南、韩国都比中国的妇女地位高。排名参照三个指标,第一是政治指标,就是你们国家女性的政治参与力是多少,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历史上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位女性。第二个指标是经济参与,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女性工资不到男性工资的70%。第三是社会参与。国际上讲妇女地位看政治、经济和社会参与力。所以,我们所说的中国妇女地位高一般只是指妇女在家的地位,而中国妇女真正的社会地位却是严重缺失的。

社会性别教育中的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对人的思想改变特别大,对社会性别来说它也有刻板印象。以一个中国的食品广告为例,广告中的故事是一位女演员从片场回家,丈夫说怎么现在才回来,我快饿死了,这个女的说我马上做饭,这时一个大师出现了,端出来面条,最后一家人就开始吃饭了。广告中女演员显然是刚结束一天辛苦的工作,但是这个丈夫不仅不体谅妻子,还和孩子一起埋怨妻子,这个女的说我马上做饭,然后就去厨房,这对父子又埋怨说又是方便面。连广告这种宣传媒介都在宣扬着女性勤恳持家的形象,在中国,性别刻板印象真是无处不在。
  社会性别形成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我们认为中国的女性更细致些、应该主内,但是德国、巴西、澳大利亚总理都是女的,再比如说北欧的瑞典25个部13个部长都是女的。其他国家的女性能够获得如此高的社会地位,与男性一起做重大决策,掌握国家的命脉,为什么到中国女性却不能?因为我们性别教育从小告诉女孩儿们,你们要成为细腻的女性。我们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受性别教育,比如说,一个男孩跌倒了,我们就说男子汉大丈夫要勇敢一些,对女孩就说,你不能太淘气。
  有两个孩子是青梅竹马,住楼上楼下,都在上小学。一家的妈妈开玩笑说我们现在两家结娃娃亲吧。男孩就说:“妈妈我不娶她,她不温柔。”小女孩也跟妈妈说:“我不嫁他,他是中队长,我是大队长。”小学生就形成了嫁男的要嫁职务高的,娶女孩要娶温柔的。
  我有一次坐车,听到旁边几个中学生聊天。孩子互相一见了面就问成绩怎么样,男孩似乎比那个女孩大一些,问她期末考试成绩怎么样,女孩就说这次考得特别不好,考第四。男孩就说我考了班级第十。女孩马上安慰他说:“没事,我们老师说了女孩上了高中就不行。”我们的社会性别教育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无形中也给女孩们施加了刻板化的自我认知,使她们丧失了实现自我的勇气,不愿冲破性别偏见的阻碍,甘于碌碌平庸。尤其是一些有巨大潜质的女孩,这对她们自身和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损失。
  我记得我在云南做调研的时候,在研究学校教育中是怎么刻画性别的,我问孩子们邓颖超是谁?孩子们想不起来,我们说跟周恩来有关系。他们说是不是周恩来他妈?小学课本里邓颖超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昏黄的灯光下给周恩来补衬衫,第二次就是下雨天给外面人送伞。这两个课本中的片段,就让邓颖超给孩子们留下了勤劳贤惠的母性印象。然而就在1983年两会,邓颖超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向记者会提出强烈的抗议:“大家今天采访我,就写政协主席怎么样,你们是因为我当选了政协主席,才来采访我的。”邓颖超在努力塑造自己的独立身份,这才是一位优秀、果敢的女性应该做的,她宣告自己的首要身份不是周恩来的夫人,不是一个勤劳的主妇,而是一位可以行使决策的国家领导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现在的中国教科书,仍旧粗率地停留在正派女性应当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的落后观念上,为孩子施加刻板的社会性别教育,实在令人堪忧。

性别平等与男性的关系

  大家都说性别平等是妇联的事,但是国际三八妇女节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发言指出,性别平等是男女共同的事情。现在女性没有充分平等的就业机会。因此,社会给男性施加了很多压力,你男的就该买房、买车,所以男的分为有房男、有车男、有房有车男、凤凰男。这也是对男性的不公。一个和谐的性别关系,应是男女双方比翼齐飞。由于社会对女性的就业歧视,反而造成了对男性的不公,堪称是性别歧视造成的一系列恶性效应。
  其实性别平等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从2000年开始,作为一项全球战略开始被推广开来,迄今为止也就是十多年的时间。现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哈佛大学都开设了社会性别与发展课。跟传统意义上保护妇女不同,这门学科更多地强调平等性别机会。这也契合了联合国提出的概念:性别不仅仅是妇联的事情,更是每个行业的事情。
  2008年汶川地震,那时候我们开始关注性别问题。联合国给了3,300万美元经费,做了大量自然灾害和性别的研究,有一组调查数据显示,在所有自然灾害死亡里面,女性和男性的死亡比例为4:1。大家可能觉得无可厚非,灾难面前,男的跑得快,女的跑得慢。但是进一步研究发现,没有任何生理上的原因,是四个方面的社会原因造成这个死亡比例。第一点,男女后天掌握了不同的生存技巧,男孩子更擅长物理化学生物等能在求生中提供帮助的自然科学,女孩子更擅长人文科学,不同教育方法最后使男女掌握了不同的生存技巧;第二点,男女有不同的社会道德规范限制,比如说武汉大夏天,男的穿大裤衩纳凉,女的就不行;第三点,全球范围内如果孩子有遇难危险的话,妇女都愿意舍弃自己的性命救孩子,但在所有亚洲国家,男孩和女孩一同遇险,100%亚洲家庭会舍弃女孩的性命,电影《唐山大地震》里就是因为母亲舍弃了女孩性命救了男孩,所以女孩恨了一辈子;第四点,信息的共享不对称,电视里在播放遇到危险如何自救的节目时,妇女在厨房做饭,男的在看电视,所以这些自救的信息,那个做饭的妇女是永远不可能掌握的。这四个原因造成男女死亡比例的悬殊,
  从该调查数据来看,女性的伤亡率和男女的性别角色息息相关。倘若能够及早意识到性别社会因素将导致这一系列惨痛后果,并兼顾两种性别的特点作出合适的引导,发生这种惨痛后果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这种两性的视角不仅适用于减少灾难中女性伤亡率,也跟其它的领域有紧密的关联,因此,每个领域都应把性别特质纳进去,才能使工作做得更科学。

做到实质性的性别平等

  性别平等分为两个概念,一个是形式上平等,一个是实质性平等。形式上的平等都是假的,字面上就可以看出来,我们追求的应该是实质性平等。
  首先来看形式上的平等,形式上平等又分为绝对性平等、同等性平等和保护性平等。绝对性平等就是没有意识到男性和女性有生理差别。汶川地震时,我去采访当地一位女性,我说你对救灾物资满意吗,她说既满意也不满意,不满意是因为它给不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老给不想要的东西。比如,她现在已经领了三件夹克,今天下午又要领第四件夹克,但是她实际最想解决的问题是两个月洗不了澡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民政部门做决策的全是男的。联合国提出任何决策,决策者中的女性比例要达到30%,作出的决策才是兼顾两性需求的。对等性的平等,就是觉得男女应该平等,但是男女应该各司其职。男的应该从事国防、科技、外交,女的就是幼教之类工作。改革开放之前,男的下地插秧,女的不下地,因为很多地方认为女性是倒霉的东西,女的插秧今年稻田就不丰收了。改革开放之后多了很多牙刷厂、鞋刷厂,他们同样觉得女性干不了这些,只招男性,男性都去工厂工作,地里没有人工作,女的就插秧,女性照顾庄稼更仔细,并没有倒什么霉。后来90年代,当地出来很多电子厂,当时认为电子厂都是高科技,女的做不了高科技,所以只招男性,但是男性走了以后鞋刷厂没有人干,又开始只招女性,最后发现女性也过关了。而现在电子厂70%员工都是女性。我们往往限制女性说女性干不了什么工作,最后女性干的都是男性淘汰下来的工作,这是对女性的不公。至于保护性平等,也是一种变了质的平等。
  最后讲实质性平等,即出于对男女生理上不同的考虑,考虑到权利、责任、机遇、评价等方面的平等。在国际妇女地位排名中,日本排在中国前面。虽然很多日本妇女不上班,但日本只要是上了规模的企业,男性交的养老保险金是两份,给了妻子最后实质性的平等保障。日本还考虑到女性和男性不同,专门设女性专列,避免女性在上班途中和男性拼体力挤地铁,以及在路途中受到性骚扰,这无疑是社会对女性的一份关爱。再比如说法国,女性生一个孩子,她交14年的养老保险和男性交15年养老保险,最后得到的养老金一样,因为生育不是女性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社会的问题,如果不这样规定,女性的工资将永远没有男性工资高。这个政策最后的调整结果也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我曾经在四川调研的时候问过一位女性,我们举办过这么多培训,你参加过几次?女的说:“我参加过半次,其他四次都是老公去的,只有一次我来的,而且前面是领导讲话,真正开始已经10点了,10点20分我就要回家做饭了。”她表示培训很好,有茶喝还有饭吃,但是光顾着参加培训,不管家里,人家会骂你疯疯癫癫。这就是社会眼光和生活环境对女性的评价上的歧视,即使有培训机会,也得不到公平的支持和满意的参与度。因此,要做到实质上的性别平等,就要站在妇女的角度,用体谅和理解的眼光进行换位思考,给予她们足够、切实的社会支持以及社会方方面面的人性化服务。
  
    (本文根据3月4日马雷军在2016上海浦东“性别视角下的她改革”论坛上的讲话整理,整理者:钱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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