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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孩子都重要——在英国、爱尔兰感受儿童权益维护
沈 蓉 | 摘自:上海妇女2017年2月刊

2016年9月,上海市妇女考察团赴爱尔兰、英国进行了考察访问。
考察团先后拜会参观了爱尔兰的瑞兹儿童机构、国立都柏林大学,英国妇女组织、利物浦市政府、儿童服务中心,伦敦的剑桥大学、南安普敦大学等,通过专题研讨等形式,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当地的儿童保护及救助体系。在英国、爱尔兰的见闻对于我们更好地贯彻落实新一轮上海妇女儿童发展规划中的相关指标有了很多启示。
重视儿童平等权利意识
爱尔兰十分重视人权、重视儿童的平等权利意识。为了使学校尊重每一个儿童,爱尔兰大力宣传儿童的权利,努力使所有来自不同国家、拥有不同文化的儿童享有平等权利。在一些地区还单独有为残疾儿童开设的学校,被称为“特殊教育学校”,并拥有12,900名特殊需要助理,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提供更好的服务,以确保特殊教育儿童在学校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可以全面参与各项活动,以确保所有特殊需要儿童的潜能得到最大化的挖掘。
重视儿童福利制度建设
英国的儿童福利制度建立较早而且比较完备。在16世纪,英国便初具儿童福利制度雏形,由早期教会主导,院内抚养孤残儿童,后来发展为政府主导、社会共济的院外普适型救助全体儿童,这个过程中,离不开观念的灌输、法律体系的确立、制度建设的发展及工作机制的改革。英国经历了“视儿童权利为无物”到“承认儿童权利合法性”,再到“积极维护儿童权利”这一过程。近代以来,英国社会不仅认识到保护贫困儿童生存权的重要性,而且重视儿童对社会的价值。在这样的观念支持下,人们普遍重视儿童的家庭价值、社会价值,将其权利与义务同成年人的权利与义务或区别对待,或等同,在尊重中不失保护。而政府也由最初的漠视到主动承担起儿童福利责任,并积极介入家庭关系之中。这些无一不体现着观念的进步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重视儿童社会救助工作
英国政府认为儿童是国家最为宝贵的财富,因此非常重视儿童社会救助工作。英国的儿童社会救助政策包括贫困救助、收养、教育救助等内容,它对于我国有着诸多方面的启示,比如突出政府在儿童社会救助问题上的主体责任,建立儿童社会救助工作的长效机制等等。
英国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同时也是最早建立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国家,其在1834年颁布的《新济贫法》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社会救助立法的典范。在战后初期,英国的儿童社会救助首先是面对那些缺乏正常家庭的儿童,政府对于建造托儿所、幼儿园和儿童游乐场提供方便和给予支持;而对于有儿童的家庭,特别是有困难的家庭给予抚育儿童问题上的帮助和指导。1948年,英国政府通过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儿童法案》,该法案致力于提供一系列的儿童照料服务,包括建立儿童指导中心、儿童精神病医疗中心和集体宿舍等。该服务机构在帮助被忽视的儿童和未成年人过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对缺乏正常家庭生活的儿童,政府往往采取寄养的方式,这些孩子不是住在福利院,而是由政府出资安排到一些正常的家庭中寄养,这样有助于儿童心理健康。当然,寄养家庭必须接受社会服务部门及法律部门的监督。
儿童保护是英国儿童社会救助的―项重要内容,它将国家干预延伸到家庭内部,保证儿童在家庭中的合法权益,防止其受到虐待。
重视儿童保护立法工作
说到英国的儿童保护工作不得不首先提到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NSPCC)。这个民间慈善组织成立于1884年,正是在它的积极推动下,英国议会于1889年通过了历史上首个防止虐待和忽视儿童的法律。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还是英国唯一一个拥有法定权力的慈善组织,根据《1989年儿童法》,当该协会认为任何儿童已经或将要受到重大伤害时,有权力直接从法院获得法庭命令。此外,该协会就儿童福利问题对政府进行游说工作,并开展面向大众的宣传教育活动,从而提高全社会保护儿童的意识。“儿童安全,人人有责”是英国人对保护儿童工作的普遍态度,“每一个孩子都重要”是英国儿童工作者坚持的理念。通过立法护航、重视预防和全社会联动,英国为儿童安全编织了一张庞大而细致的“保护网”。
一些启示
要突出政府在儿童保护中的主体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收养法》等一系列有关儿童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形成了相对比较完善的儿童权益保护法律体系。但是,我国当前儿童社会救助的对象还比较狭窄,一些弱势儿童群体的权益还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弃婴、拐骗儿童、逼迫儿童乞讨等现象难以得到有效根治。此外,近年来我国的虐待儿童事件时有发生,反映出我国儿童虐待防治法律制度尚有待完善。我国关于儿童虐待防治的相关法律规定散见于《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但这些规定往往都是原则性的,缺乏可操作性。基于此,我国应该像英国一样把儿童社会救助工作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突出政府在儿童的社会救助工作中的主体责任。
要发展壮大民间儿童救助组织
儿童社会救助问题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单一的政府救助在面对特殊儿童教育、儿童疾病康复、儿童心理救助等问题上不但在资金和人员上相对不足,而且也不如社会组织能够更及时、长效和全面地发挥救助功能。目前,我国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弱势儿童群体,他们的社会救助问题显然不能完全依靠政府来解决,民间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的资源配置体制,能有效弥补政府在这方面的不足。
总的来看,我国的民间儿童救助组织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总体发展水平不高,机构设置及管理机制等方面都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无法有效地弥补政府在儿童社会救助工作方面的不足。因此,为了改变政府在儿童社会救助问题上独木难支的局面,发展壮大民间儿童救助组织已经成为我国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的必然选择。
要建立儿童社会工作的长效机制
儿童在成年前是难以获得独立生存能力的,不论何种暂时性救助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其生存问题,因此儿童社会救助工作必须建立长效机制。在比较完备的儿童权益保护立法背景之下,一个身处困境的英国儿童至少在16岁以前都会受到持续的长久救助,以确保其身心都得到健康的发展。但是,我国当前的儿童社会救助在很多时候只是一种暂时性的临时救助,从而难以帮助弱势儿童群体真正摆脱其面临的困境。
要提高儿童社会救助工作的专业水平
英国儿童社会救助工作的专业水平是比较高的,并且教育救助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这深刻地反映出在英国政府官员的心目中,相比较一般的生活救助,人力资本(其核心是教育)救助无疑更为重要。与此同时,当前我国儿童社会救助工作的专业水平却比较低下,也没有把教育救助作为重点。以我国当前比较重要的儿童社会救助机构――儿童福利院为例,照顾模式实际上沿袭了传统的机构化抚养做法,即满足儿童衣、食、住等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对于其教育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我国必须提高儿童社会救助工作的专业水平,并把教育救助作为工作的重点,应该像英国那样致力于使每位儿童自身的潜能都得到最大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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