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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的祖国
在浦东,我们成长、成才
策划/执行:上海市妇女学学会浦东新区妇联 本刊编辑部 | 摘自:上海妇女2004年11月刊

 主持:蔡竞(浦东新区妇联主席)

  马晓勤(上海广 房屋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来浦东十多年,我还从来没有细细回想一下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一方面,周围的一切发展得太快,让我无暇回味;另一方面,我这个人也不太喜欢回忆往事,我怕一回首就会忍不住掉泪。

  我曾经是青海省西宁市商业局的一名公务员。在青海,我有稳定的工作,也有一个温暖的家。之所以选择浦东,是因为浦东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龙头。来之前,我曾特意乘火车到上海,打的在浦东陆家嘴和金桥转了一圈,当时最强烈的感受是浦东热火朝天,充满希望。

  94年,通过人才引进,我只身来到了浦东。

  离开青海时,我们的局长就对我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可我只听进了前面半句话,到了上海,我才发现一切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

  我应聘的单位设在川沙,我住的地方根本看不见高楼大厦,只有大片大片的农田,除了青蛙,就是蝙蝠,还有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的蚊子。闷热的夏夜,我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躲掉了蚊子,却捂出了一身的痱子。生活上受罪倒也罢了,最气人的是周围的上海人总爱说外地人怎么怎么样,我一听这话心里就冒火,觉得特别伤自尊。

  我们单位曾经招过很多外地大学生,但都走了,因为与周围的上海人格格不入。最后,单位里说普通话的就只剩下我一个人。要说回青海的念头,我天天都有,但我不甘心。

  我是北方人,性格比较爽直。我对我的同事说,我初来乍到,想和你们每个人交朋友。但一开始,上海的同事并不接受我。于是我就拼命地工作,“以作为来求地位”。

  在公司,我是出名的“消防队员”,最苦最累的活都是我干。当年,公司筹建海滨浴场,从招商到宣传到一切杂事,全部我一个人一肩挑。我累得胆囊炎发作,住进了医院,病情稍微好转,我就办了出院手续,可两天后,我又突然尿血,医院诊断是急性盆腔炎,要我再住院,我不肯,工作忙得脱不开身,我就白天工作,晚上回家打点滴。

  我这个人就是好强,在最困难、最寂寞的时候,我会不停地为自己打气:“一定要坚持,是金子总会发光…… ”

  五年中,凭着我的努力,凭着我的业绩,我从商场经理做到了部门经理,做到了副总经理,最后做到了总经理。

  今年,我辞职来到了广洋集团,因为在原来的单位我已没有发展的空间。

  我现在的公司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公司在海南有一块地,我们派了一位上海经理驻守在那里。可呆了两三个月,他就觉得无法适应异地的生活,向我电话诉苦。我很理解他的感受,对他说了自己在浦东打拼的经历,我告诉他,我当时上海话一句都听不懂,我专门买了录音机,开会时把别人的话录下来,回到家再请邻居一句句翻译给我听。你现在的处境要比我那时候好得多,在海南,你是投资商,是上宾。我因为当初的坚持才会有今天,你只要坚持,也一定能行。这次沟通后,这位经理的情绪好了很多。

  十年,浦东容纳了我,我也融入了浦东。我感谢浦东给了我一个发展的平台,因为有了昨天的历练,才有了我今天的成长。

  另外,我也要感谢我的丈夫,他给了我很多支持。

  我是个事业型的女人,我的丈夫很“容忍”我。当我坚持要来上海的时候,他没有阻拦我;前两年,为了我,他辞去了西宁税务局的工作,来到了上海。其实,在西宁,他的事业发展得很好,

  我欠丈夫很多,欠儿子也不少。儿子九岁才来到我身边。因为忙,我平时没时间与他沟通,对他又很严厉。儿子和我这个当妈妈的,总有一层隔阂。他从来不向我提要求,也从来不像别的孩子那样要妈妈买这买那。有时,想到这些,我会觉得很内疚,很心痛。明年儿子就要考大学了,我想我会尽量早点下班,回家守着儿子。如果说,过去我是一个事业在先的女人,现在,我是既要事业,也要把家庭经营好。没有家庭的支持,事业也是做不好的。

石凤(新区涉外管理处处长)

  我是辽宁人,84年高中毕业考大学,我心里只想去两个城市,北京或者上海。可是,高考那阵子,我病倒了,最后高考分数差北大两分,终与北京无缘。于是,我选择了上海。

  那年,上海海运学院的一张招生海报吸引了我,海报上,每个学生都穿着统一的制服,拎着统一制式的皮包,异口同声:“我们要登船去远航。”这样的海报,对一个女中学生来说,真是充满诱惑,它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就这样,我走进了这所学校,也走进了上海。那年,海运学院在我们辽宁省就招了我一个人。

  从辽宁到上海,坐火车就有两千多公里的路,我们家在上海又没有一个亲戚。但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上海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考到上海,我就想看看,上海到底繁华在哪里。

  原以为繁华的上海一定是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可到了浦东的海运学院,才发现上海繁华的背后还有那样的不繁华。我们学院前面的路当时还不叫“桃林路”,而叫“十八间”,学院后面是一条臭烘烘的河浜,放眼望去,尽是农家的菜地,还有满地跑的鸡和狗,整个就是农村景象,哪有繁华可言。我难掩失望之情,对陪我来的哥哥说:“哥,我没想到这就是大上海。”

  大学四年很快过去了,毕业时,我面临了人生第一次选择。本来,我可以分到香港招商局去。那时,能到香港工作是非常好的。可系里的老师对我说:“系里有一个直升研究生的名额,根据你历年的成绩,我们决定让你直升。”

  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个好学生,虽然当时心里很想去香港,可还是选择了服从,放弃工作,继续读研。90年,研究生毕业后,也是在学校的建议下,我留校做辅导员,教师,后来又做了教研室主任、总支副书记、系副主任。

  一晃就是9年,浦东发生了巨变。虽然身在浦东,可呆在校园里,我强烈地感到自己与上海的发展有点脱节,浦东的开发开放与我个人好象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想离开学校,到社会变革中去接受洗礼。正好有一个机会,我被安排到新区城工委当副处长,负责社区建设和管理。

  在城工委,我接手的第一件事是拆除违章,当时,浦东的基础设施管理工作非常滞后,各种矛盾亟待改善。我所在的处室主要分管河道绿化,私房改建,防汛防台,计划生育,居委会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这与我原来在学校里从事的外语教学风马牛不相及,我顿时感到以前的知识不够用,就去读了复旦社会学研究生进修班,一边在课堂上学,一边在实践中学,不断地充实自己。

  前年,我被新区政府作为高级公务员派往国外进修,在美国学习了半年,回来后组织上安排我到外事办挂职当副处长,业余时间,我又开始充实外事管理、英语等方面的知识。

  在浦东,我呆了整整二十年,从学生,到老师,再到国家公务员,我目睹了浦东的变化,也幸运自己的成长能跟上浦东发展的节拍。二十年,我的身份在变,我的工作在变,但我的追求不变。我热爱浦东这块土地,我愿意为浦东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每一份力。

纪淑贤(东昌中学教研室主任)

  浦东在外省市招聘最多的职业是教师,这几年,浦东新建学校多,从一开始的几所学校,发展到现在100多所,教师导入量非常大。以我们学校为例,语文组20个教师,现在只有4个是上海人,其余都来自外地。这现象在浦东很普遍,尤其是重点中学高中,几乎都是外地教师占主导。

  我来自大庆,94年来到浦东。刚来的时候,浦东没有隧道,也没有东方明珠,一切都在建设中。

  我在上海工作生活了十年,没有遭遇太多的磨难。这可能是因为教师职业相对比较平静,个体的张扬极其有限;也可能是因为这几年外省市教师是作为招聘群体进入上海的,与社会环境的碰撞不会像个体那样剧烈。

  但一开始,我们这些外来招聘教师也有一些不适应。当时我们所教的浦东孩子,很多都是农转非,无论孩子还是家长,素质都不是很高。开家长会,一些家长会穿着睡衣、拖鞋走进教室,在校园里随地吐痰,对孩子的教育也非常粗暴,这些都与我们原来对大上海的想象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所以,有很多作为特殊人才引进的教师,来了之后又走了,呆不下去。

  不过,随着城市的变迁,随着新区政府对外来教师工作的越来越重视,我们这支队伍现在已步入了一个比较正常的轨道。

  教师工作很平凡,教师创造不了直接的经济效益,但教师却能潜移默化地改变学生,改变家长,从而逐步地改变浦东的文化构成和人文环境,

  我一直带高三年级的学生,这几年,让我感觉最明显的变化是,以前上海学生填报志愿,几乎没有报外地的,哪怕是名校,他们觉得外地很遥远,也很艰苦,家长也不愿意孩子去外地。可随着学校外地老师的增多,学生和家长的视野也不再局限于上海,学生开始陆陆续续地报考外地院校。今年高考,我班上就有学生考进了南开大学,西安交大,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哈工大等各地名校,这其实就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而全国各地来的教师在其中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一般情况下,外地老师教的班级,学生去外地的比例比较高,而去外地学习的上海学生,经过独立自主的锻炼,会更具有吃苦的精神,适应能力会更强。

  一个孩子成长的好坏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幸福,作为教师,我们的责任越来越重。我们天天早出晚归,和学生一起,成为上海的最早一族。很辛苦,但感觉自己已完全融入了浦东的建设,这种辛苦,还是挺值的。

周敏(吉尔生化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我从小在上海长大,88年大学毕业后进外贸公司工作,91年去了美国,96年9月又回到了上海。出去的6年,是上海变化最快的6年。回来后发现上海变得有点陌生。虽然自己是上海人,会讲一口上海话,但融入这个社会有点难。

  回国之初,我到上海市人事局留学生服务中心去登记。中心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只是出去时我有一份工作,回来还想再能有一份工作。

  中心为我提供了不少工作机会,可总觉得这些工作离自己比较远。回国之前,我曾在美国开办了一家公司,所以在上海,我一边找工作,一边心里还是想着创业。

  我是和爱人一起回国的,我爱人受聘中科院,我们夫妻因此分到一套40平方米的房子,虽然小,好在我从上海出去,能习惯。我们的卧室里,除了床就是传真机,电脑,创办公司的6万美金就是在这间房里,靠着一台传真机、一台电脑挣下来的。

  98年,我们在张江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吉尔生化(上海)有限公司。当时的张江和现在完全两样,土地荒凉,杂草丛生。我们公司最早也只有8个人,办公面积仅188平方米。说实话,对公司的将来我当时心里没有底,我们考虑更多的是怎样生存下去,怎样让客户接受我们的产品(多肽试剂)。初创阶段很难,我们面临资金等方面的困难,初创阶段也很累,因为做的都是出口生意,国外客户打来电话往往都是深夜一、二点,接完电话,整个晚上就没法入睡。但我们坚持着撑了过来。

  2000年以后,公司利润开始有了明显的增长,公司产品除了出口,也逐渐进入国内市场。去年SARS流行,市场上对我们产品的需求量达到空前的规模。

  6年,伴随着张江的发展,公司也在不断地发展。我们的员工从原来的8人增加到近200人,产品从原来的1种发展到700多种。

  创业的路,一步步艰难地走了过来。正因为不容易,我才特别珍惜眼前已有的一切,才会告诫自己要越做越好,不要轻易放弃。而我个人,也随着公司的发展不断地进步。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潜能,就看你怎么挖掘。千万不要以为自己不会做。只要勤奋,肯做,肯吃苦,每个人都能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

  当然,身为女人,我们都没法回避自己的家庭。在家里,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明天我还要去开家长会;我父母70多岁了,他们的健康需要我关心;我丈夫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事业上,家里所有的一切都要我来打理。尽管很忙,尽管压力很重,但随着生活和事业的稳定,我觉得我们女人,尤其是四十岁的女人还是要善待自己。

  我一般不会把工作带回家。在家里,我或者陪孩子,或者去游泳。我总觉得事业上要做的事很多,永远也做不完,我们要养精蓄锐,这样才会有更多的精力继续走下去。

韩捷(东方医院特诊部主任,副主任医师)

  我是北京人,曾在陕西下乡务农两年。高考时,因为父亲在部队工作,我一心想考部队院校,就考取了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我爱人是上海人,和我是大学同学。大学毕业,我俩都留在了大西北,在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工作。

  我们都很喜欢西安,因为我们的同学都在那里,而且工作的医院是西北五省最大的医院,我们能见到很多病例,有学不完的东西。

  可我爱人是独子,他在上海的父母一直盼着他回上海。我们的女儿也长大了,考虑到她今后就业的机会,三年前,我们离开了西安——这座我们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城市。

  来上海之前,我们在北京也转了一圈。虽然我的父母都在北京,但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上海。我感觉北京医院在与国际的接轨方面不如上海,在管理上还颇有官僚作风。一些医院除了看我们的学历资历外,还要看我们的“关系”。而在上海东方医院,有关领导看了我们的简历后,当即表态:“两个专业我们都很需要,你们立刻转业,现在就来。”

  01年,我们来到了上海。对上海,我一点不陌生,婆家在上海,我们每年都要来上海探亲。刚到上海的时候,东方医院借给我们两间房,大的10平米,小的6平米。虽然比起西安的房子要小很多,但我没觉得委屈,况且我还遇到了好邻居。都说上海人各管各的,可我邻居对我们特别好,平时看我们忙,他们就经常送点好吃的给我们,看到我们家门口脏,他们会帮我们打扫干净。邻居给了我们家很多照顾,对上海,我也愈发感到亲切。

  在东方医院,我先是在传染科当普通医生。别人眼里,可能觉得这样很亏待我。因为我曾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93年,就被破格晋升高级职称;而我们当时的科室领导还只有中级职称。但我的心态放得很平,我只想在医院里多积累一些临床经验,当不当主任,我真的无所谓。我尊重我们的主任,我要开展什么工作,都会征询他的意见,尽量得到他的支持,同时也配合他把工作做好。

  我们医院地处陆家嘴,为了满足一些高级白领的服务要求,医院开设了特殊门诊部,去年12月,我担任了特诊部主任。其实在我心里,职位并不重要,钱多钱少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同事之间相处和谐,相处快乐。

  这两年,我的很多国外的同学都在犹豫着是否要回国,我对他们说回来挺好,只要你们把心态放平,不要因为你是博士生就得来当主任。医院的一些老同志可能学历比不过你们,但他们为医院做了那么多年的贡献,我们要看到人家这一点。

匡碧波(浦东新区妇联干部)

  我是湖南人。来上海是因为仰慕上海大学社会学这个专业,经过大学四年的苦读,2001年,我考取了这所学校的研究生。

  在上大,我第一次听到软软的却丝毫听不懂的上海话,第一次吃到什么都甜的沪菜,第一次转了两趟车才找到一个超市,第一次深深地想家。那时候,上大新校区只有两个投币电话。为了打电话,我曾排过一个半小时的队,可没说几句话,却已泪流满面。二十多年的人生,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很孤独,在这座城市,我举目无亲。

  不过,一段时间后,我的身边多了很多朋友。这期间,不是没有领教过身边上海女孩的现实、精明,当她们侃侃而谈对感情对金钱的看法时,她们的开放以及对外地人的不屑一顾都令我们这些外地人望而却步,女孩内心的那点虚荣和自尊也曾被践踏过,可我还是很幸运我能来到上海。在这里,我碰到了最好的导师、最可爱的同学、最真实的生活。我只是来上海寻求更好发展的人群中最普通的一员,我追求的是在平凡中找到自己的不平凡,在最真实的生活中感受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进步和自己的每一步提高。渐渐的,我学会了以平常心看待身边的一切,学会了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学会了面对各种不公平待遇心里依然坦荡。

  外地人来到上海,肯定会碰到不同文化、不同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的冲撞,这是不可避免的。很多人都说上海人欺生、排斥外地人。其实,无论在哪个城市,都会遇到这样的“本土主义”。只是人们过分夸大了上海人的这一点罢了。来到上海的人都说上海人有怎样怎样的陋习,可同时,他们却不得不承认:上海人思维活跃,善于接受新事物,也善于创造新事物。

  易中天在《读城记》里写道:看一个城市的生活节奏,可以从行人的步速中得知。走在上海的大街上,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匆忙,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如果过于安于现状,那很快就会被这个城市的新生一族所取代。

  离开校园,踏上工作岗位后,我时时感到身后有一条无形的鞭子在督促我,使得我一步也不敢停下来,似乎生活就是一个又一个目标。在上海,我感觉到生活的压力,也感受到生命的活力。也许我只是上海人群中最默默无闻的一只“丑小鸭”,也许我变不成天鹅,但我会活出自己的精彩。

蔡竞(浦东新区妇联主席)

  在浦东开发开放旗帜指引下,浦江东岸集合起一群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的中华民族优秀女性人才。如今的浦东新区,无论是规划设计、商务谈判、企业管理,还是高新科技研究领域,都活跃着一批女性的身影。出席今天座谈会的你们,就是她们中的代表。听了你们的发言,我的体会是,虽然你们各自的经历不同,但每个人生动的故事都是一篇精彩的特写。你们从四面八方来到浦东这个陌生的地方,你们以执着的追求,坚毅的品格,艰苦奋斗的精神融入浦东,并丰富着这块土地;你们奉献智慧、挥洒汗水,运用新知识,新技能,为浦东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间,你们虽然也有很多甜酸苦辣,但在浦东开发的伟大实践中你们得到锻炼,在浦东,你们成长、成才,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你们的人生也因创业浦东而更加精彩。

  充满希望和活力的浦东,为女性人才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同时,浦东也因为注入了你们的学识和才华,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2003年,占全上海面积1/12、户籍人口1/10的浦东,GDP和工业总产值已占到了全市的1/4,进出口贸易额更是占到了全市1/2。可以说,浦东达到的是过去可能要几代人才能达到的成就,圆的是过去可能要几代人才能实现的梦想。

  从今天与会者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当代优秀女性的典范特质:事业不论高潮与低谷,一直朝着成功的方向努力;家庭不管是聚还是离,都有一种温柔的关怀与牵挂;做事无论大与小,女人的本质优势依旧不改。你们在浦东的不凡经历,让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见识了外埠女性的坚强和温婉、美丽和自信。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新浦东女性赶上了一个最具生命力的时代,让我们满怀信心地去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在新一轮开发建设中得到新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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