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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迎得燕归来——沪上归国女留学生谈社会参与
本刊编辑部 | 摘自:上海妇女2005年3月刊

  策划/执行:上海市妇联联络部、上海市妇女学学会、本刊编辑部

主持:李艳玲(市妇联联络部部长)宦一鸣(上海移动网络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我90年出国,先在美国获得了电脑硕士学位,后又在哈佛读MBA。2000年回到上海创业,成立了现在的公司。

  我在国内学的就是电脑,当时在上海交大,一个班只有四个女生,到了美国,学电脑的女生更少。我在美国呆了十年,发现在美国的中国女工程师很多,而美国本土的女工程师比例就很少。所以说起女性的生存环境,中国是一点都不比美国差的,尤其是工作环境。国外很多女性到了一定年龄就回去做太太了,但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男女平等,女性是半边天,女性要走出家庭进入社会。记得在美国读商学院的时候,我们班级女生的比例是20%,而在这20%中,大陆女生要占一半;在我国的高科技领域,女性的百分比也明显高过其他国家。因此总的来说,中国女性的职业观念要比美国更开放,中国女性的职业技能也并不落后于美国。

 “海归”女性,一般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回来创业的,一种是到企业或政府部门任职,再有一种就是“太太团”,她们跟着先生一起回国。这在“海归”女性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说到社会参与,这支“太太团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她们在国外也受过很好的教育,只是要抚育孩子,支持先生工作,才赋闲在家。其实她们都很能干,人脉资源广,有很多时间;而且,她们中有不少人都热中于社会公益。据我所知,很多太太就很热心慈善方面的融资。至于我们这些职业“海归”,我们回来工作,在行业内把工作做好,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参与。

  要发挥“海归”的社会参与性,就要充分利用“海归”的背景。“海归”的背景是什么?就是国际化。他们都与一些国际团体有所交往,但问题是,很多“海归”还没有完全融入一些本土的社会团体,我们需要这样横向的沟通和互动。希望妇联能够为我们提供平台。

陆方(上海普慈口腔门诊部  博士)

  如果把“海归”定义为“曾经留学海外,而后归国发展”,那么海外学子匆匆归国的脚步与中国百年自立自强、建立现代国家的历史几乎是并行发展的。中国第一条铁路是归国留学生设计的,第一家现代化工厂是归国留学生开办的,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也少不了归国留学生的贡献。可以说,作为群体,“海归”在中国近现代的政治、经济、技术和学术领域,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对我来说,“海归”更是人生最重要的转折和新的方向。

  90年代初,我成了赴日大潮中的一员。在异国他乡,生存成了最大的问题,可是我坚信只有学到过硬的技术,掌握真正的技能,将来就一定能有所发展。所以在同胞们忙着挣钱的时候,1991年我选择进入日本国九州齿科大学大学院攻读博士学位。6年的时光对一个女人来说并不短暂,可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学到了最先进的齿科技术和日本人已成体系的良好的服务。其间,我不仅要完成紧张的学业,还要照顾两个出生在日本的女儿。那段生活虽然艰辛,但确实给了我很多历练,对我日后的创业是一笔无形的资产。

  回国探亲,上海的日新月异让我震惊,也让我看到了回国服务的机遇,当然,我的人生同时又面临了选择。虽然以自己的学历和技术去一家大医院的齿科就职不成问题,虽然高薪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伸手可及,可自己出国深造难道就是为了回国以后更加安逸的生活吗?答案是否定的。

  在国内,我看到了上海的变化和人们观念的超前转型,可也看到了传统和落后的就医模式,特别是人们对牙科保健知识的匮乏与这个城市的飞速发展很不相称。为什么不自己建立一个诊所,让更多的人参与到齿科保健的行动中来?我的这一大胆想法得到了爱人的支持,不久我们的口腔门诊部就建立起来了,虽然它很小,虽然它只能为少数患者提供服务,可是这艰难的一步却让我非常有成就感。

  创业之初,我们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这对常年埋头于技术工作的我都是不小的挑战。如何让更多的人了解口腔疾病防治的重要性成了摆在我面前的最大难题。因为是私立医院,我们的收费比较高,但服务也是一流的。而且我们诊所一直坚持去一些社区做宣传,并把诊所的部分赢利用于贫困患者,为他们提供免费的药材和治疗。其实,在日本,就有很多这样的医院,把赢利贴补到社会慈善事业上。

  几年下来,我们诊所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上海,我们设立了三家分所,在苏州也开了两家。能够用自己的技术为更多人提供服务,我的内心非常充实。这是事业带给我的快乐。

  人生很短暂,大学毕业我们走出国门,经历了一些苦难,也学了不少东西,在国外,我们付出很多,但在国内,我们创造了价值。

  储海琼(奥雷通光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副总裁)

  我93年去的美国,一开始是在大学里做访问学者,后来再攻读学位。当时校园里,中国留学生很多,但很散,不成一个团体,我们就自发组织学生会,春节自己举办联欢晚会。

  毕业后,我到硅谷工作,在那里,有很多管理、技术人员都是中国人,但他们还是很松散,不象印度等一些国家,留学生都抱成一团。因为形不成团体,中国人在当地发出的声音很微弱。于是,我们就组建了一个硅谷工程师协会,每年组织一些活动,我还担任了两年的会长,其间,举办了香港回归的庆祝活动,并组织中美女足赛的拉拉队,为中国女足呐喊助威。随着经验的积累,我们的活动搞得一年比一年规模大,逐渐引起了美国人的重视,到后来,旧金山的市长、旧金山的总领事都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华人社团的声音也开始越来越大。

  社会参与意识要从小培养。美国社会很重视对孩子这方面的教育。好的大学不光是看成绩,还要看你参加义务活动的时间记录,比如我女儿在美国读书,她在学校里就义务卖午餐,学校开运动会,她就沿途为运动员递水、递毛巾,休息日还教弱智儿童学数学。她参加这些活动都是自愿的,学校不会强迫她去做,但会记录她参与社会服务的时间,这将成为升学时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标准,以考察她的社会参与能力。

  在美国,你参加社会实践越多,好的大学就越看重你。因为社会不需要一个书呆子。我们上海最近也有一个复旦女生,被哈佛录取,这个女生的成绩在学校里并不冒尖,一百名左右,她的出色在于她的社会综合能力,而这需要从小的培养。

  郑慧琼(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组组长、副研究员)

  我生长在农村,小时候家里条件很差。因为父亲病重,靠母亲一个人的工分来负担我们一家人的生活,那时,吃饭都成问题。在家里我是老大,为了养家,我曾休学一段时间。后来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母亲坚决要我上大学,说她大不了在田里多干一点。在我们村,我是第一个考上大学的,考分很高,但我选择了安徽师范大学,那里可以解决饭费,还有15元的生活费。毕业后,我又考取了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后又在中科院读完博士。

  我曾在美国呆了三年,但国外对我的影响远不如国内。我是真正要感谢共产党,只有在中国,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才有发展的机会。在国外,女性还是比较传统的,婚后一般都回到家里。我的一个美国女同事每天就只上半天班,还有半天她要回家带孩子。

  我在国内从事的是航天生物工程,在我们所,我除了担任妇委会主任,还是九三学社的社员,上海市青联的委员。虽然工作以专业为主,但社会工作对我的成长非常有好处。对我来说,参与一个组织不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是寻找一种归属感,在互相的交流中可以取长补短。

  张玉秋(复旦大学生命学院神经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严格地说,我算不上学成回国,而是学成以后再出去的。多年来我一直立足于国内,因为一项合作研究,我在国外工作过一段时间。我想说的是,尽管我国的总体科研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距离,特别是在十几年前,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国内就不能出成绩。

  我主要从事神经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工作,从我的硕士导师将我引进这一门槛至今只有11年。在这短短的11年间,我从一个对该专业几乎一无所知的硕士研究生成长为一名教授,博士生导师,这一过程完全是在国内完成的。我很幸运,这些年工作和学习的每个实验室都是团结向上、富有协作精神的团队。我的导师们、同事们和同学们都给了我巨大的帮助。1998年,我博士毕业,面临选择,一是像绝大多数博士毕业生一样,出国;二是到上海复旦大学。我很高兴自己最终选择了上海,选择了复旦。6年来,我的个人能力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进展是与上海对科技工作的支持力度、营造的学术氛围,大众的科学意识等分不开的。复旦大学,这所百年名校深厚的文化底蕴、良好的人文环境,以及优越的科研条件是我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工作中,我从没感觉到来自性别的压力。我给学生讲课,参加学术会议,没觉得有人用不同的眼光看我,大家的兴趣都在共同从事的教学和研究方面。一切都看你的工作水平,而不是性别。我相信只要一个人能够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所从事的工作中,无论在哪里,无论做什么,你都会做得很好。

  今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22个年头。83年,我从西安交大医学院毕业。当时的分配是行政指令性的,我们没机会主动选择自己的职业。我学的是临床医学专业,按说应该做医生,但毕业后却被分配到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因为当时学校恢复招收硕士研究生,一些新开课程急需任课老师,我就改行教辩证法,边学边教,教了九年,做得也很不错。其实,一个人多有些经历并不是坏事,虽然我现在主要从事神经科学基础研究,但9年的自然辩证法教学经历所养成的哲学思想对我现在从事的科研工作是有相当大的帮助的。

  当然,和大多数女性一样,除了工作,我还承担着一个母亲的责任。

  我女儿两岁时,因药物中毒导致双耳失聪。但她“聋而不哑”的奇迹激励着我,为了让孩子走出无声的世界,我坚持不懈地对她进行语言训练,如今,女儿带着一颗欢快的心,克服了听力障碍给她带来的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与正常人一起走进了大学校园。我和女儿共同的梦想终于实现。

  我见过许多有听力障碍的孩子,大多有些自闭。以前在西安时,我常带女儿去聋儿语言训练中心帮助和鼓励其他聋儿家长,以我女儿成功的例子为他们树立信心。在与别人的交流中,女儿也显得很开朗,很乐于参加集体活动,很乐于帮助别人。作为一个母亲,我感到,在困难面前,自强、自信、乐观地迎接挑战很重要。只要相信自己、永不放弃,尽全力去做,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有志者事竟成。

  于宁妮(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开发公司副总经理)

  我年近半百,属于生在红旗下,长在文革这一特殊年代的人。78年我考进了镇江医学院,毕业后不久,又考入了南京医学院攻读研究生。91年作为访问学者,我被派到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深造,归国后进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挥鞭执教。在同龄人眼里,我是时代的幸运儿,我也感恩老天对我不薄。归国后,我一边当我的教授,一边相夫教子,生活平静而又充实。

  没想到,安安稳稳地过了两年,浦东新区的一个领导邀我去张江高科技园区参加“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的建设工作,这一下子打破了我生活的平静。十多年的科研经历告诉我,当今世界,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正推动医药产业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发展阶段,生物医药产业已引起各国政府以及科技界和产业界的重视。我们国家必须加快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如果不抢占“地盘”,我们就会坐失良机,今后的发展空间就会非常小。

  1996年8月2日,国家科技部、卫生部、中科院、药品监督管理局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共建“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的合作协议,并将基地设在张江高科技园区内。这使我看到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决心和力度,看到了生物医药产业将在张江高科技园区快速发展的前景。潜意识告诉我,这是一次难得的拓展事业的机遇。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看到了中国的落后和差距,对祖国的强大有着发自内心的渴望。作为一个女性,能投入到国家的事业中,是幸运,也是对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所受的教育让我感到,女人除了家庭生活,还要有自己的事业,尽管我知道做一个职业型的女人往往要付出和牺牲更多。

  创业之路充满坎坷。初到张江,张江还是一片阡陌农田,只有罗氏、先锋等少数几家生物医药企业。第一天,单位发给我一双高统套鞋和一件翻领棉大衣,以便上工地。长期在生物医药领域工作的我,深知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落后面貌,作为生物医药基地工作小组负责人之一,规划建设“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我深知肩头的分量。当然,我也很振奋,即使穿上沉重的高统套鞋和棉大衣穿行在张江泥泞的工地上也不觉得沉重,不觉得累。

  张江是幸运的。1999年8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制定了“聚焦张江”的战略决策,明确园区以生物医药和信息技术两大高科技产业为主导产业,使张江生物医药基地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政策和资源的“聚焦”、资本和人才的“聚焦”,使张江生物医药产业迅速崛起,“张江药谷”初具雏形。目前张江集聚了企业和研发机构200多家,形成了以“一所一校三十中心”的生物医药研究机构为核心的研发队伍,吸引了GE、杜邦、礼来、罗氏、和记黄埔等一批国外研发中心,以及三共药业、葛兰素史克、柏林格殷格翰、汇仁、天力士等国内外知名制药企业。同时,入驻园区的创业企业的实力逐步显现,形成了在全国领先的生物医药创新优势。张江初步形成了产业群体、研究开发、孵化创新、专业服务的现代生物医药创新体系。

  就像孕育和培养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张江药谷一点点壮大,作为一个创业者,我的内心充满着喜悦和成就感。因为这里也有自己的一份辛勤和一份贡献。展望张江药谷的未来,我的心中又涌起了万丈激情。

  李艳玲(市妇联联络部部长、博士)

  “春风迎得燕归来” ,改革开放期间上海派出的8万余名留学人员在新世纪里大部分回国就业创业,近期上海制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更为那些学成归来学子提供了大展鸿图的舞台。

  据统计,在5万多名归国人员中,女性占有很大比例,她们作为构筑上海女性人才高地的第一资源,必将在上海妇女的科学发展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了走近这一女性群体,市妇联联络部在区妇联的配合下,采用问卷、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对上海现有的十个留学人员创业园区的女性人才情况和妇女工作状况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

  调查显示,在留学人员创业园区中,女性约占总数的10%。调查对其中100名女留学创业人员的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她们中年龄在31岁至45岁的占74%;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占56.2%,留学国家以美国和日本为主,各占34.3%和28.7%;其专业分布情况是:以咨询为主的第三产业占54%,信息通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科技行业占35%,此外,服装、制鞋等制造业占11%。以上可以看出归国女留学人员正处在人生的黄金年龄段,具有年纪轻、学历高、技术水平高的特点。

  目前沪上大部分学成归国女性正运用在国外掌握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最现代的科学技术,以及对WTO规律的切身体验,为上海新一轮的发展做贡献。

  同时,这一特殊女性群体也给妇联传统的妇女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关心她们、服务她们、组织她们成为妇联工作的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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